李白赞美仙人掌茶，陆龟蒙自种顾渚山茶，唐代文人推动中国茶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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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饮茶之风大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闾里细民，已经将茶视为生活中的必需品，甚至达到了“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的程度。而将大唐的这种“比屋之饮”，提升成为一种文化，离不开文人们的努力。一个陆羽，一个卢仝，以他们的实践和对茶的理解，让唐人的饮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意味，而骨子里本身就是文人的他们，更为文人茶的蔚然成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茶与诗在文风灿然的唐代，更像一对不可分割的双生子，当诗歌在淡淡的茶香中氤氲成一缕清醇，当茶盏中升腾起隽永淡雅的文字，诗歌便更加清丽超俗，茶也便融入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行走在大唐的文人们，不论身居庙堂也好，散处江湖也罢，在茶香四溢的大唐，都在寻找着茶与诗最佳的契合点。遍览《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的茶诗达数百首之多，这些茶诗题材多样，涉及到茶的栽、采、制、煎、饮，以及茶具、茶功、茶德等方方面面，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茶诗背后，正是大唐文人们如茶一般的生命意趣。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李白的这首茶诗，是中国关于仙人掌茶的最早记录，在此诗之前，有一小序，说是李白在金陵遇到了恰好云游至此的自己的族侄——中孚禅师，他向李白展示了数十片采自荆州玉泉山的茶叶，此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因其所生之地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故生长于斯的这种仙人掌茶“清香滑熟，异于他者”，“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生就一副仙风道骨的李白从来就是在山水的陶养中且行且吟的歌者，而偏偏茶尤其是好茶的生存环境又是深山幽谷云雾缭绕之处，向往林泉的李白当然要倾尽笔墨，表达自己对这片灵动的树叶的喜爱。而如果说盛唐文人对茶的理解还仅仅在与其自身意趣形成对应，那么进入中唐，随着陆羽《茶经》的风行于世，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生茶树被引种成功，文人们对茶的领悟已经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载体。“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这是张籍眼中郁郁葱葱的茶岭；“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 ”，这是陆龟蒙的林间之趣；“石窗紫藓墙，此世此清凉。研露题诗洁，消冰煮茗香”，这是姚合为我们在唐诗中留下的唯一消冰煮茶的记录……显然，沉浸在漫漫茶香中的大唐文人们，已经将中国文人心中普遍存在寄志名山幽隐林泉的文化心理，融入了茶——这片葱翠淡雅的中国树叶，并在清冽的山泉水中，沏泡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元稹《茶》

在《全唐诗》中行走，元稹这首有趣的茶诗让人眼前一亮，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在唐人诗歌中非常少见，而诗情横溢的才子元稹采取这种创作形式，与其说是他对茶献上的一份特别的钟情之作，不如说是茶的自然之趣冲开了元稹的文人意趣，让元稹得以在高手云集的《全唐诗》中淋漓尽致地耍了一把俏皮。其实，元稹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唐代文人茶的状态呢?正是悠远的茶香，让大唐文人可以暂时放下求取功名之累，仕途奔波之苦，籍着一盏清茶，进入物我两忘之境，而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文人间的乐趣便如清冽的山泉水一样汩汩而出，喷涌不绝。在茂林修竹之间，文人常常会以茶点会友，称为“茶会”、“茶宴”或“汤社”，当一壶香茗沏泡开来，文人便观其形，察其色，闻其香，品其味，以眼韵、鼻韵、喉韵、神韵的共同作用，感悟茶叶之妙，而三杯过后，木瓜、元李、杨梅这些干些果品便会摆上案头，为与会者漾溢着茶香的味蕾增添一丝别样的滋味。当然，除了文人们以诗茶自娱，唐朝政府也喜欢举办一些茶宴茶会，并延邀一些社会名流文人士子们入席，在这些官办的茶会中，尤以顾渚山茶宴最为盛大，由于顾渚山地处湖州常州交界，又以贡茶紫笋茶和阳羡茶闻名遐迩，因此每到早春造茶，两州太守都会联合举行盛大的茶宴，这场茶宴又被称作“境会”，其中自然少不了文人们的赋诗助兴。据说有一年正逢“境会”，彼时正在任苏州剌史的白居易本应前往，却不慎因骑马摔伤，无法参加，遂以一首诗向两州太守表达遗憾，“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没能参加成“境会”的白居易，已然在心中感受到了这场茶宴的盛况。

 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

 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

 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

 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

 —— 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

大唐文人们就是这样，他们总能从看似简单的事物中生发出别样的美来，当茶文化的勃兴激发了文人茶的更深层次的审美追求，那么文人茶的贴地而行，则让茶文化的意蕴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与舒张，白居易在香炉峰写就的这首茶诗，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生动演绎。“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曾经因为没能参加顾渚山茶宴而懊恼的白居易，不仅对酒情有独钟，对茶更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早上起来，他要从一杯茶开始自己的一天，每餐过后，他要用茶冲涤口中的油腻，至于写诗作文，更是须臾不可缺茶，他曾大赞用渭河之水煎出的“满瓯似乳”的蜀茶，也曾自云琴与茶是其“穷通行止长相伴”的爱物。不仅如此，他还要亲身感受种茶、研茶之乐，当一座傍山而起的茶园在他的耕耘下一片葱笼，这位高产的大唐诗人便收获了另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与满足。而同样有此爱好的，还有陆龟蒙，这位被称为“天随子”的晚唐诗人，常常将自己比作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这些江湖隐士，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身扛畚箕，手执铁锸，在顾渚山下开垦出数百亩茶园，每有闲暇，陆龟蒙常常会便带着书籍、笔墨和一把茶壶，静坐于茶园之中，享受与自然的融融之乐。

是的，正是大唐文人的身体力行，为唐代茶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发醇与提纯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