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艺术大师的风采与二三事

——读黄永玉随笔集《太阳下的风景》

作者：钱冠宇（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编辑）

“我不喜欢把死亡说得很可怕，死，原来在生活中是件美事，一种令人怀念的告别。是后来的活人们将它弄得讨厌起来。”这是黄永玉1982年在散文《温暖的追忆》中写下的句子。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黄永玉在文化界素来以“鬼才”“老顽童”著称，他的为人和作品个性鲜明，率真而有趣，无论对待生活还是艺术，都颇有可观之处。

黄永玉的随笔集《太阳下的风景》初版于1984年，彼时是黄老先生的文字作品首次结集出版，他亲自设计书籍封面并题写书名，还绘制了一些插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内容，基本都是黄永玉回忆自己和朋友、长辈之间的往事，嬉笑怒骂、自然随性。最近，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推出《太阳下的风景》最新版，黄老还为新版重新题写了书名。对比30多年前的初版书名，黄老先生在书法上的气象，无疑更为开阔。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土家族人，半岁时跟随父母回到湘西凤凰老家。受家庭影响，黄永玉自幼喜爱美术，13岁时，被父亲送到福建集美中学读初中。但他很快就决定辍学，选择到社会上流浪，足迹后来遍布福建、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等地。

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在中小学当过教师，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干过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少年黄永玉接触到了木刻艺术。多年后，他是如此回忆那个对他来说的“决定性时刻”：“我是在1937年进的中学，我的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就用钢笔在我的一个速写本最后一页上，工工整整写下‘陈烟桥、野夫、李桦、罗清桢、温涛、新波’这几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他们是左翼木刻家。到了1938年，我就很冒昧地写了一封自传体的信寄到当时在浙江温州活动的野夫那里，后来又写过几封信寄到金华和丽水去，得到他和另一位木刻前辈金逢孙的指教。天晓得我当时写了什么样的信和附上什么样的习作，他们宽容的回信使我至今还深感温暖。”（《迟到的追念》，1981年）

就这样，黄永玉在左翼木刻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通过自学，慢慢开始以木刻艺术创作为生，并有幸参与了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1958年，34岁的黄永玉参观第三届全国版画展览会后，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旧时代”学习木刻的艰苦环境：“我们太穷了。油墨滚子、油墨、拓印的宣纸，这些可爱的东西我们只是在书上看见过。这些东西，甚至连想一想都是奢侈，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便用布团子代替油墨滚子；用锅烟调熟桐油代替油墨；向一位老木匠师傅用一幅集体创作的点题画《鲁班先师像》换来一块梨木板。”（《学木刻的故事》，1958年）

黄永玉凭借木刻版画走上艺术之路，但没有止步于此，兴趣广博的他还涉猎国画、油画、漫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创作出大量诗歌、散文、游记、自传等文字作品。更让人叹服的是，这一切都是依靠自学得来，黄永玉未曾拜师学艺，只是善于从民间和生活中汲取养分。

例如，他去中国美术馆看陕西民间美术展览，大为赞赏，回来写下感悟：“我们忘不了，也不应该忘记伟大的民间艺术，它是我们一切艺术的母亲。一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和他的母亲大地一样……近年来，我听够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些对任何艺术都使用的形容词。这种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多少年来成为评价艺术的‘不成文法’的标准。民间艺术品就会开导我们，艺术和真实的关系如何。”（《看陕西民间艺术随感》，1981年）

这样的艺术见解放在今天看来，也许无甚高妙，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和“四人帮”迫害的那一代艺术家来说，却显得弥足珍贵。黄永玉这本集子里最多的一类文章，是追忆文艺界的诸多长辈及友人，名气大者如沈从文、聂绀弩、华君武、吴冠中、黄苗子等，其中篇幅最长、用情最深的当属沈从文与聂绀弩的两篇。

黄永玉90岁时出过一本画册，他在序言里打趣道：“一个人到了90岁，还有什么话说？老骥伏枥，走都走不动，还能志在千里吗？”然而不久前，94岁的黄永玉又到上海参加《收获》杂志的活动了，说明黄老先生身子骨依然硬朗。祝愿他成为百岁老人，能再多一点时间在太阳下，回忆故乡的风景。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6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