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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声明：由于二王时代久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没有二人墨迹存世。本文探索只能选择存世法帖为二人作品之基准，均以现存最符合三条标准：

1流传有序、考据清晰；

2镌刻工艺优异且为官刻、官拓；

3相同原石捶拓最早。

由此，确定如下两部为研究起点：现藏于香港大学图书馆之《泉州本淳化阁帖王右军书》、《宋拓袁安圃藏本淳化阁帖王献之卷》。

自东汉中期至南朝，书法艺术的探讨逐渐孕育并形成了一组核心审美准则：“工夫”与“天然”。这组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的“工巧”与“笔势”、“精熟”与“妙有余姿”，以及南朝初期的“字形”与“自然”。这些两两相对的概念组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最终演变为“工夫”与“天然”。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家，如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等，因其作品展现出的“工夫”与“天然”特质而被甄选出来，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他们的作品或以精湛的技艺著称，或以自然之美引人入胜，成为人们师法的经典。

在这一时期，“工夫”与“天然”的价值属性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代表人物也有所更迭。直到南朝庾肩吾的《书品》问世，这一讨论才告一段落。本文旨在探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工夫”与“天然”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书法价值取向转换中所扮演的角色。

与此同时，南朝时期关于“工夫”与“天然”的讨论、经典书家的选择，以及唐朝初期孙过庭弃用“工夫”与“天然”的价值准则，都与王羲之、王献之的价值观有着某种关联。

一二王书风之分野

王羲之与王献之，这对书法史上的璀璨星辰，继锺繇之后，确立了今体书法的基石。他们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历史已给予了充分的认可。然而，对于他们各自的书法追求及其差异，后世虽多有探讨，却往往忽略了深层次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理念。

东汉至东晋时期，书法界热议的话题是名家的书风高下，尤其是“工夫”与“天然”这一对审美标准的辩论。本文提出，王羲之倾向于“工夫”的磨练，而王献之则更推崇“天然”之美。这一分歧，不仅是父子间的艺术差异，更是东汉至南朝书法审美转变的重要节点。

王羲之在《自论书》中，对东汉以来的书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自评道：“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段话虽短，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张彦远之前，已有几位学者引用了这段评论。

例如，南朝刘宋时期的虞龢在《论书表》中提到：“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尤当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梁武帝萧衍在《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中也提及王羲之的“过人之论”，指的应是《自论书》中的“或谓过之”。唐朝初期的孙过庭在《书谱》中引述了王羲之的话：“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锺、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此外，敦煌遗书中的《尚想黄绮帖》被认为是这些自论书的祖本。这些材料共同证实了王羲之论书的真实性。他认为，从汉末到东晋，真正的书法家寥寥无几，唯张芝、锺繇值得一看。他自认能与张芝、锺繇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锺繇，但与张芝相比，仍有差距，这便是羊欣所说的“羲之便是小推张”。

王羲之推崇张芝，认为自己胜过锺繇。这种评价，其标准在于张芝的“精熟”。王羲之对张芝的用功精勤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池水尽墨”的典故，反映了张芝在书法上的极致追求。这里的“精熟”，并非单纯指用功的深浅，而是指笔画结构上的精确无误，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王羲之对张芝的推崇，实际上是沿袭了前代论者的基调。西晋时期，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提到：“齐相杜伯度号善作篇，复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 这段材料涉及张芝及其以前的草书家，包括杜度、崔瑗、张芝等，涉及三个评价义项：结字、笔势、瘦（肥瘦）。最后得出结论，杜度、崔氏父子或体态偏瘦，或结字欠工，张芝总括他们的长处，结字、肥瘦、笔势都达到了一个极致，被韦诞誉为“草圣”。这里卫恒的评价尤其值得重视，张芝“下笔必为楷则”，说明更以“工”称胜。需要指出的是，卫恒的叙述里实际上已将“工巧”与“笔势”作为一组对应的范畴，二者之间确实存在难以兼顾的矛盾：驰骋笔势，则字形难以按部就班。

与张芝书法品评有关的价值判断还有“精熟”与“妙有余姿”。张怀瓘《书断》“索靖”条：“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 这是西晋时期的人们将索靖与张芝的书风相比，“精熟”是“工巧”的结晶，“妙有余姿”是“甚得笔势”的升华，上述“工巧”与“笔势”、“精熟”与“妙有余姿”实已开启“工夫”与“天然”的滥觞。从卫恒到王羲之，以“工巧”“精熟”著称的张芝被确立为最高的典型。王羲之的《自论书》对以笔势著称的崔瑗父子、以妙有余姿且承张芝衣钵的索靖等汉晋名家都忽略不计，也可见其倾向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羲之推崇张芝，更多的是出于对张芝书法所展示出的属性的认同，而不仅仅是遵其轨度。张芝书法经典范型是章草，王羲之自然有过用功的经历，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从王羲之留下的书迹来看，章草只是偶一为之，绝大部分是行草体，可以说，王羲之是用张芝锤炼章草的方式塑造新兴的楷书、行书及今草。

王羲之自评超过锺繇，虽未明言理由，但从史料中可窥见端倪。锺繇以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狎书（行书）三体著称，其主要贡献在于为楷书初定范型，被后世奉为楷书之祖，其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尚书宣示表》。相传西晋“永嘉之乱”时，王导携《尚书宣示表》过江，传给王羲之，对王羲之的楷书产生过重要影响。现存《尚书宣示表》传为王羲之的临本，若将这个临本与锺繇其他作品如《力命表》《贺捷表》等相比，则临本《尚书宣示表》更为整饬，而其他作品则显得散落自然。因此，王羲之自评超过锺繇，其优势应在于“精熟”方面。前文提及张芝草书是在杜度、崔瑗的基础上“转精其巧”，此语用来形容王羲之的楷书之于锺繇也很贴切。此外，南朝萧梁时期庾肩吾《书品》将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位书家进行比较，认为张芝工夫第一，天然第三。锺繇天然第一，工夫第三。王羲之工夫、天然都是位列第二。庾肩吾在“工夫”这个层面的排列次序与王羲之《自论书》的观点完全一致，也可以说是王羲之《自论书》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假如王羲之还有一个“天然”的准则，那么就不会将张芝排在第一位，也不会认为自己超过锺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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