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的珍贵：国宝的语言（续篇）

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也是二里头文化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代表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非常高的青铜器，如鼎、爵、盉、戈等，其中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以说是最精美的一件，其精美程度让人很难相信是近四千年前的作品。

兽面纹铜牌饰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所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这里掩埋着一段近四千年华夏文明的辉煌历史，三百多片绿松石， 形制大同而略有小异。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如此精美的杰作，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那么，这样高级艺术品的主人是谁？它在当时又有什么功用呢？

黄绿辉映神龙为媒，沟通天地人神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青铜器、绿松石饰品可以说只有上层贵族才能使用，它们本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墓主人很可能是当时高级贵族或最高统治者，他们本身既是世俗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具有沟通天地、沟通人神功能的巫师，所以说铜牌饰很可能既具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作用，同时还可能是作为宗教法器具有通天地的功能。”

历经3000多年，绿松石无一脱落

在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中，出土的三百多片绿松石，历经三千多年，纹丝不动、光洁依旧，“它们的大小只有几毫米，厚度一到二毫米”“铜牌饰上的绿松石片都非常小，非常薄，形状也不一样，有长条形，有三角形，还有各种不规则形，都按照铜牌饰的纹理整齐地镶嵌在铜牌之上，几千年过去了， 一片都没有脱落，甚至都没有一点松动，这样高超的技术我们现代也都不敢想象。”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他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想想这上面镶嵌了三百多片薄薄的绿松石片，就觉得先人都特有现在所谓的“匠人”精神， 不骄不躁，缓缓图之。

它们沉默无语，它们无需言语， 这双曾经见证过中国最早的王朝的眼睛，依然看着人来人往，星辰轮转。

匈奴鹰形金冠

匈奴鹰形金冠被誉为“草原瑰宝”，是我国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胡冠”，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真品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匈奴鹰形金冠是一件凝聚着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文化精髓的艺术珍品，这件稀世珍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不断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匈奴鹰形金冠之所以被称为“草原瑰宝”，不仅在于它制作工艺精美绝伦，更在于它所体现的匈奴游牧经济形态和图腾崇拜。

匈奴鹰形金冠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冠饰高7.3厘米，重192克。下部为以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体，上面浮雕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图案，在半球体上傲立着一只展翅俯视的雄鹰，鹰的身体用金片制成，中空，身体和双翅都装点着羽毛般的精致纹饰，更为有趣的是鹰的头部和颈部由两块绿松石做成，与冠饰和冠带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非常醒目。鹰的头部嵌以金色的鹰眼，鹰喙呈夸张的内钩状，头和颈之间用花边的金片相隔，金丝穿过鼻孔，经颈部与腹部相连，而尾部则另外制作，也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就使得雄鹰的头部、颈部和尾部都是能够活动的，金冠的主人佩戴着冠饰时，冠饰上的雄鹰会摆动头尾，十分生动。

金冠的黄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纹金冠带组合而成，每件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重1202克，冠带的两端分别饰以露牙卧虎、盘角卧羊和低首卧马的浮雕图案。整套冠饰显示出一派威猛的雄鹰高高在上，鸟瞰草原上虎狼咬噬马羊、弱肉强食的生动画面，寓意着佩戴者翔游太空，俯视草原，统领大地的豪迈气概。金冠对动物的姿态、神韵、动作有着非常细微的刻画，每一种动物的不同性格和特点被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鹰的勇猛敏锐，狼的孤傲坚毅，虎的威猛霸气，羊的善良温顺和马的忠诚勤劳，金冠以匈奴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匈奴民族对草原动物精神和本质的深入认识。

匈奴金冠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令人惊叹，同时它也通过纹饰、造型和制作工艺反映出匈奴这个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碰撞，并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件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是匈奴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稀世珍品，是迄今所见的唯一的“胡冠”。它造型奇特，制作精湛，不仅是艺术的结晶，而且是权力的象征，堪称匈奴艺术瑰宝。

熠熠生辉的匈奴鹰形金冠，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汇流中，在古老岁月的洗礼中，吸收着光彩，绽放着光芒，展示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灿烂文化，吟唱着草原丝绸之路上民族繁荣交流的余韵，它将永载于草原文化的光荣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与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