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谈狗"：考古学家眼中的"汪星人"：万年家犬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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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谈狗

尽管“汪星人”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们的形象也愈加受到欢迎，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与“狗”相关的成语、谚语，几乎都带着十足的恶意：狼心狗肺、蝇营狗苟、狗屁不通、人模狗样、狗血喷头、狗急跳墙、狗仗人势、鸡鸣狗盗、狐朋狗友、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英语中带“dog”的词并不存在这些偏见，如“top dog”便是用来夸人的。

而外国友人常问我的问题是：你们中国人是否都吃狗肉？吃狗肉的行为，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不可容忍的，最近的平昌冬奥会，西方国家再度将矛头对准了韩国的吃狗传统。这同样反映了文化差异。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形象以负面居多？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吃狗肉呢？狗又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宠物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最早的“汪星人”

狗又称“犬”，即由灰狼（我们一般所说的狼）驯养而来的“家犬”，位列“六畜”之一。所谓“六畜”，又称“六扰”，指的是马、牛、羊、猪、狗和鸡六种牲畜。其中马、牛、羊主要是从中亚、西亚输入，而猪、狗、鸡可以说是中国土著。

中国人的祖先什么时候开始养狗呢？过去有报道说江苏省南京市汤山葫芦洞发现了距今40多万年的狗，其实那是误传，所谓的“狗”是鬣狗，而非家犬。另有一些文章说中国最早的狗见于8500年前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也不对，狗的历史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六畜”基本上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畜牧业发展的产物，但狗是个例外。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证据表明，“六畜”中最早出现的是狗，时间在农业产生之前，与狩猎行为相伴随。

新亚述帝国（前935～前612）浮雕所见猎犬

目前中国境内比较公认的最早“汪星人”，发现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2015年由徐水县撤县设区）的南庄头遗址。南庄头遗址经过1986年、1997年两次发掘，其遗存距今10510～9700年，正值新石器时代的开篇。根据著名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的研究，与狼相比，南庄头遗址的狗已有相当大的“变异”：下颌缘开始呈现明显的弧度，齿列的长度要比狼小，牙齿的排列也更趋紧密。

南庄头遗址所见家犬右下颌，距今约一万年

国外报道的史前家犬则更早，如以色列北部发现有距今1.2万年的狗，被视作中东首先出现狗的证据。德国也有类似发现，被认定为距今1.47万年，比利时、西伯利亚的发现更是宣称距今3万年以上。

发现于德国伯恩的家犬右下颌，距今约1.47万年

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希望从基因入手，但不同研究团队所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有人认为全球的狗起源于中东地区；有人认为在欧洲，大约在1.9万年至3.2万年前；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狗出现于中国南方，距今约1.6万年；同样认为狗源自华南，另有研究表明其驯化历史要追溯到3.3万年前，之后在距今1.5万年左右向中东、欧洲、非洲扩散；有人则认为狗源自尼泊尔或蒙古。

考古学家以动物骸骨为研究对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家犬的判定也是难题，因为从狼到狗的进化需要漫长的过程，早期的狗可能尚未表现出成熟的形态特征。遗传学家则以现代狗的基因为线索，试图重构“汪星人”的家谱，但以后溯前的研究方法招致不少质疑，同时也缺乏实物的佐证。更何况同样从基因入手，结论却千差万别，不免令人心生疑窦。

至少在中国境内，化石与基因的研究成果并不相称。早期的材料集中于北方，而基因研究则表明狗源自南方。

南庄头遗址的狗已经进化到相当程度，中国境内狗的驯化，当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如若基因的调查具有合理性，或许正是因为南方的水土条件（如酸性土壤）不利于骨骼保存，从而导致相关材料的缺失。值得期待的是，眼下考古学界与遗传学界已经开始合作，将从出土材料入手破解狗的家世之谜，相信会得出更为合理的答案。

总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汪星人”是一个仍然会继续争论的话题。

“汪星人”的最初使命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灰太狼”变身为“汪星人”呢？先民驯养狗，又有何目的呢？

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除了被鉴定为狗的犬科动物，其他均是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中，以鹿科动物居多，也发现有狗的亲戚——狼。包括狗在内的动物骨骼基本都是碎片，它们的最终结局可能都是残忍的——被食用。

种种迹象表明，狩猎是南庄头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他们养狗当与狩猎密切相关。

我们不难设想：

先民捕食鹿一类的野生动物，这实际上是与狼争夺食材（鹿类也是狼的主要捕食对象），人与狼之间必然爆发冲突，一些狼会被猎杀，先民在此过程中或许开始驯养狼的幼崽；

当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相对温情、可能性更大的情况，先民留下的动物残渣或许会吸引狼群前来“光盘”，人与狼之间逐渐产生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有些狼因此而被逐渐驯化，从此人与狗过上了“我有肉吃，就有你骨头啃”的生活。

河南南阳王庄东汉墓所见畋猎画像石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说：“经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类社会的万不得已的事：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人只有猪和狗。”至少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这一理由并不充分。不过他还有一句论断颇有见地：“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狼之所以能被驯养，或许正是天性使然。根据一些对照实验，诸如狼、狐狸等犬科动物，更容易对人消除戒心。考古学家在中东的约旦北部发现了距今1.65万年的人、狐狸合葬墓，狐狸也曾是先民驯养的一个目标。

“二哈”与“灰太狼”

狗被驯养之后，它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袁靖先生倾向于认为，狗的驯化最初是为了将它们豢养为宠物。但至少从中国出土的材料看，早期的狗很难被证明为宠物。据南庄头以及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材料，狗骨往往是破碎的，被随意丢弃，有的头骨被敲碎——狗被食用的现象应该相当普遍。中国的食狗之风，至少要追溯到万年之前。

早期动物的驯化都是有目的性的，或者用诸肉食，或者用诸劳役。狗嗅觉敏锐、迅捷机警、忠诚驯服，可以说是天生的猎手。鉴于狩猎在南庄头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不难推想，虽然“狡兔死，走狗烹”，但狩猎仍应是当时家犬的主要使命。

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德国都发现有一万多年前人和狗合葬的实例，人、狗之间的关系似乎分外亲密，西方的爱狗传统渊源有自。

以色列北部纳吐夫文化（距今约12000~10000年）人狗合葬墓，狗躺在主人的臂弯中安眠

在欧亚大陆东端的西伯利亚，也发现有类似的人、狗合葬墓。在一个距今约8000年的墓葬中，墓主人与两只狗合葬，狗的身旁还有项圈和汤匙，显然已经是墓主人的生活伴侣。在该墓葬所属的遗址中，狗的数量相当多，而据骨骼成分推测其食谱，可知它们生前食用人类猎杀的哺乳动物及鱼类，人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有迹象表明，当时狗也是人们的食用对象。

西伯利亚的人狗合葬墓，距今约8000年

根据遗传学的研究，美洲大陆的狗是从西伯利亚迁徙过去的，正如印第安人的祖先一样。在犹他州西部的一处洞穴中，发现有被埋葬的狗，距今约1.1万年。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处距今约9400年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在人的粪便残留中找到狗的骨头碎片——它显然没有逃脱先民的口腹之欲。

大体来说，按是否吃狗的标准可以将世界分为东西两大板块：西方以狩猎、游牧起家的印欧民族以及穆斯林普遍不吃狗（欧洲国家中瑞士是个例外）；与此相对，东亚（包括中日韩三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以及美洲的一些人群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都有吃狗的传统。这一格局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狗驯化之初。东方这一片，近代以来随着风俗、制度、族群、宗教的变迁，食狗之风已经式微。

由于狗的驯化与狩猎息息相关，因而在农业发生之前，狗便走进了人类的生活。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在其名著《自然史》中指出，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品便是驯化狗。狗的驯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动物开始被人类控制、利用（或者说开始找到新的相处之道），并为其他动物的驯化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农耕时代“汪星人”的角色转变

在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也就是出土著名的贾湖骨笛的地方，发现了距今约8500年的家犬。与南庄头遗址的狗相比，它们的齿列进一步缩短，可见驯化程度的加深。在此后的遗址中，狗愈加常见，广布于大江南北。在先秦时期，虽然其他牲畜的数量在不同阶段有所升降，但狗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10%之间。一方面，狗的养殖成为普遍现象，人与狗的关系愈加密切；另一方面，狗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始终控制在一定数量范围之内，并非肉食的主要来源。

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所出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陶狗

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所出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犬形陶鬶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3800年）狗头骨

那么狗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在此基础上，唐代的孔颖达将狗归纳为三种：“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实际上说的是狗的看家护院、狩猎以及肉狗三种角色。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社会，“狗吠深巷中”“鸡犬之声相闻”的生活与平民大众更为接近，看家护院可谓狗的主要职能。狩猎更多的是贵族或部分猎人的生活方式，相对与大众脱节。供食用的狗被单独区分出来，而随着猪、羊等家畜的普及，狗在古人的菜谱中也便可有可无。正是出于狗在农耕社会中的存在感不足，中国古代狗的地位一落千丈，常常以负面形象示人。与此相反，崇尚狩猎或游牧的民族则往往对狗极为尊崇（包括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民族甚至尊狗为祖先。

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所出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300年）房屋模型，四周刻画有狗

在贾湖遗址中，农业已经具有重要地位。从贾湖的出土情况看，狗被有意识地埋葬在居址和墓地中，有自己的独立墓坑，显示出它们与人类之间维持着一种较密切或特殊的关系。贾湖遗址发现有已知最早的家猪，作为肉食的来源，猪显然要强过狗。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狗逐渐淡出了贾湖先民的食谱，其狩猎、警卫的职能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联系到后世的类似习俗，挖坑葬狗或许与某种宗教仪式或特定葬俗有关。

贾湖遗址所见狗骨架，距今约8500年

袁靖先生已经指出，在中国东部或偏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不少单独挖坑埋葬狗的现象。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贾湖作为东部文化的先导之一，其葬狗习俗亦或为东部地区犬牲、殉狗之嚆矢。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多见犬牲和殉狗的现象。犬牲或用于祭祀，或将狗用于建筑、城墙的奠基，殉狗则用于殉葬。

犬牲的出现，至迟要追溯到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300~43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龙山时代”（距今约4300~3800年）以降，犬牲愈加常见。《周礼·秋官·犬人》载：“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沉辜，用駹可也。”说的便是有专门的官职掌管犬牲。“献祭”的“献”字，即与狗有关。《说文解字》云：“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礼记·曲礼下》亦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狗是重要的牺牲，这不但反映在甲骨卜辞中，也体现于《周礼》《礼记》《山海经》等典籍。

《甲骨文合集》1621正：“贞：燎三犬、三羊。”

在被视作夏都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3500年），有一座大墓发现有完整的狗骨架，被装在一个红漆木匣中。有人猜测是主人的萌宠，但也可能只是殉狗。中国古代的人狗合葬或者葬狗现象有其特殊性，当要从特定的宗教背景出发加以理解。此外，在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有殉狗的现象。

在之后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中，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墓葬多挖腰坑埋狗。这一典型的商人葬俗，也出现在西北的秦人墓葬之中，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所揭示的秦人祖先自东方商奄迁来相合。诸如殷墟遗址、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遗址，虽然人类活动空间范围内狗的数量仍控制在全部哺乳动物的10%以内，但墓葬中的狗则远远超过这一比例，可见用于殉葬的狗并非来自日常生活，并非宠物，而是“犬人”之类的人有意识豢养的。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用犬牲的记录，也有动辄向商王进贡数百条狗的记录。

商代玉狗

殷墟殉狗

狗为何被赋予独特的宗教意涵，现在还难以找到合理的答案。犬牲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西周以降，狗身上的神秘光环也便逐渐淡褪了，东汉墓葬中出现的大量陶狗可视作其孑遗。在后世，狗可用来辟邪，而其之所以有辟邪的功能，有人认为狗是斗星之精所化，有人认为与狗在五行中属金有关。

东汉绿釉陶狗

狗用作牺牲，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们崇拜狗。恰恰相反，狗的这一功能与其作为“食犬”的角色息息相关。《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见用来奉祭的牺牲，本身便是食物——其原理同于给亡者烧纸钱。狗与牛、羊、猪、鸡同属“五牲”，河南省洛阳市西工131号战国墓发现有五件铜鼎，即分别盛有牛、羊、猪、狗、鸡的骨头。

《周礼》有“六膳”的说法，其中便包括狗。《礼记·王制》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可见就肉食而言，狗的地位逊于牛，与羊相当，而高于猪和鸡。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果生男孩，国家就奖励狗，生女孩，则奖励猪，狗的地位相对更高。

四川三台郪江汉代崖墓“狗拿耗子”浮雕

食狗之风在战国秦汉大盛。当时养狗愈加普遍，除了常规操作，狗还是捕鼠小能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吃狗。我们常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屠狗辈”即宰狗的屠夫，又叫“狗屠”，用来指代身份低微的人。“屠狗辈”又多出义士，如聂政、樊哙之流。有专门的屠夫，自然有相应的市场。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宋山东汉墓的画像石，便描绘了“狗屠”正在宰狗的画面。2010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发现的一座战国秦墓，出土了一件装有狗骨头汤的青铜鼎，这一发现还引起欧美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印欧民族看来吃狗肉喝狗骨头汤简直不可思议。骨头汤中有半只狗骨架，来自一只不足一岁的幼犬，正合乎当时以“幼”为佳的吃狗标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随葬品清单）上便记载了多道与狗有关的菜肴，如“犬胾”“犬朞胁”“犬肩”等，通过分析墓葬出土的菜肴，可知选用的肉狗也是不足一岁的幼犬。从《左传》《孟子》《淮南子》等文献看，吃狗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到后来明朝的《本草纲目》，更是大谈狗肉的药用价值。

山东嘉祥宋山东汉画像石线描

陕西咸阳战国秦墓狗骨头汤中的狗骨架

有吃狗人士，自然也便有爱狗人士。最早的知名爱狗人士，当数齐景公。他的爱犬死了，他甚至准备给狗配置棺材，并要在宫中为狗举行祭祀仪式，俨然是正部级待遇，最后在晏子的劝说之下只得作罢。由此也可以看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狗已经成为宠物了。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更是喜欢撸狗，还给狗穿衣戴冠，可谓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他们都可谓“玩物丧志”的典型。隋唐以来，由于受到游牧民族爱狗之风、佛教、道教等因素的影响，狗逐渐淡出了古人的餐桌，隋文帝在开皇元年（581年）更是下令“犬马口味不得献上”。与此同时，爱狗人士的群体逐步扩大，唐人周昉《簪花仕女图》所绘仕女逗狗便是写照。尤其是宋代，养狗之风盛行。苏东坡是爱狗人士，相传宋神宗熙宁年间，他在一次政府招待会上发现有狗肉，便与当地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宋徽宗也是爱狗人士。崇宁初年，有人向他建议，由于宋徽宗属狗，应该禁止民间杀狗。宋徽宗还真的准了这条建议，他下了道禁令，命令天下不得杀狗（正如明武宗朱厚照禁止养猪）。舆论哗然，京城的太学生们更是聚众抗议：宋徽宗事事都要继承父亲神宗皇帝的志业，神宗皇帝属鼠，怎么就没有禁止养猫呢？由于阻力太大，这条禁令后来也便不了了之了。这些都可以说是爱狗人士和吃狗人士的早期冲突。

隋代陶狗

唐代周昉绘《簪花仕女图》

宋代白釉狗

宋代青玉卧狗

追溯“六畜”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文明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和分歧。或出于宗教理念，或出于生活方式，不同民族对“六畜”的观念也不相同。猪有比狗更高的智商，但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严重的歧视，中国人一边吃猪，又一边冠以“笨猪”的污名，穆斯林更是将其视作不洁之物；而穆斯林以及欧美人经常食用的牛，为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是被禁止屠杀、食用的，在印度教教徒眼中牛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若以佛教“众生平等”的信条看，不该厚此薄彼，生命都是平等的，宰杀任何牲畜都是造业。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衍生出不同的形象，正如狗和龙，在中西方的形象便迥然不同。有人唾弃吃狗的行为，同时，也有人认为豢养宠物是莫大的罪恶（许多宠物狗都是为满足人类某种审美需求而创造出的畸形存在，正如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的“病梅”）。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一片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