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仿铸明钱的历史背景与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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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仿铸明钱的历史背景与收藏价值

作者张冬（重庆）

本文首发《中国钱币》二零二三年第五期

摘要：日本自平安时代中期“皇朝十二钱”失败之后，一直到江户时代初期，600余年没有铸行自己名号的铜钱，而是以中国输入的唐、宋、元、明等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在此期间，日本国内仿铸了一些中国年号的“鐚钱”用于流通。通常认为这些仿铸钱工艺粗糙、铜质不佳，但也有一些质量尚可的品种。本文重点介绍了其中两类，“加治木洪武”和“中正类永乐”，它们身上具有的某些特质代表了日本社会货币独立意识的觉醒。

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诏令进行大化改新，全面向中国唐朝学习，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推动国家从奴隶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过渡。随着中日两国贸易交流不断加深，大量唐钱开元通宝输入岛内，由此开启日本的货币时代。日本古代金属铸币发端自7世纪下半叶，最早的铜币是出土于奈良县飞鸟池遗址的富本钱，同时期还有一些表面贴银片的无文银币。

公元708年，武藏国进献秩父郡山中发现的自然铜，元明天皇改年号为“和铜”，当年开铸和同开珎。这是公认日本官方发行的第一种法定货币，银铜两铸，文字、形制、工艺都模仿唐开元钱。此后天皇政府又接连发行了等十一种铜币（以及金银币各一种），它们与和同开珎一起共称“皇朝十二钱”。由于当时技术还很落后，随着自然铜、氧化铜等易冶炼的资源日趋枯竭，铜产量逐年减少，开始熔旧钱铸新钱。钱币尺寸变小，含铜量越来越低，质量远不如前，加之政府不合理的定价策略，使得社会大众对皇朝钱的信心崩塌。公元958年，日本政府停止铸币，之后一直到到室町末期，①六百余年都没有铸过自己名号的铜币，即使到后来冶铜技术发展，开始对周边国家输出铜材时也依然如此。这段时间日本学者称之为“公货不在时代”。

“公货不在时代”日本流通领域充斥着中国铜钱，这些海外“渡来钱”通过赏赐、勘合贸易和民间私自交易流入岛内，极大填补了官方法币断铸之后的空缺，推动当地货币经济发展走向成熟。16世纪中期，中日朝贡关系结束，中国停止向日本输出铜钱。日本社会流通货币不足，好钱被富人们大量囤积，市面上通行的多是一些劣钱，各种名目的金银铸币开始出现。公元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开始着手改革币制。1606年铸“庆长通宝”铜钱，1617年铸“元和通宝”铜钱，1626年铸“宽永通宝”（古），1636年起在全国多地设立钱座大铸“宽永通宝”（新）。这期间多次颁布“撰钱令”②，对市面上流通的铜钱进行整顿，限制使用以永乐通宝为首的中国钱，中国铜钱因此逐渐退出日本流通领域。公元1670年，幕府下令禁止“宽永通宝”之外的一切铜钱使用，日本币制统一并彻底独立。

·关于鐚钱

据日本境内考古发掘统计，中国“渡来钱”主要由唐、宋、元、明钱组成，其中北宋钱占绝大多数，明钱次之排第二。它们都是小平钱，青铜质地，没有折二以上的大钱和铁钱，这可能与当地的使用习惯有关。从周边一些海底沉船遗存来看，输入铜钱中本来也有大钱，到岸之后大概都被回炉了吧。

借助中国铜钱的高信用，日本国内也仿铸了一些中国年号的“鐚钱”，其铸造来源包括民间以及地方豪强势力，数量远少于“渡来钱”。“鐚钱”又称“地钱”，日本解释为本国所产工艺粗糙、铜质不佳的私铸钱，实际也有一些质量尚可的品种。九州的筑前、加治木、长崎等贸易口岸是主要的铸造地，这些地方在当时有大量中国海商聚集。日本钱币界将“鐚钱”视为本国古代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十分深入，总结出一套通过铜质、形制、文字、工艺来区分“鐚钱”和中国“渡来钱”的方法。如吉田昭二所说：“日本的古钱收集家，如不能区别这种鐚钱，是不能算作古钱家的。”

“鐚钱”铜色灰白、红褐、玳瑁色都有，铜质普遍偏软。从工艺类型上划分，用中国铜钱为模直接翻铸的叫做“铸写鐚”，用中国铜钱加刀再翻铸的叫做“加刀鐚”（可能是为了母钱易于拔模，文字常有断笔或变形），完全新作母钱铸造的叫做“改制鐚”。一些可能是由不理解汉字的工匠制作、钱文书体混乱的“岛钱”，被认为是最早期仿铸的产物。多数“鐚钱”面文模仿中国宋、明钱，其它如唐开元、金大定、元至正之类也有涉及。仿造宋钱的品种很多，如“叶手元祐”、“天下手祥符”、“山头手景德”等等（这里日文手是类的意思）。仿明钱年号最晚到嘉靖，本文所述“加治木洪武”和“中正永乐”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物。

其酋长喜中国古书，不能读，不识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铜钱，只铸洪武通宝、永乐通宝，若自铸其国年号则不能成。③

明·朱国祯

·加治木洪武

图1.明·洪武通宝【背浙】
图2. 日本·洪武通宝【背加】	图3.日本·洪武通宝【背木】（拍卖图）
图4.日本·大中通宝【背治】（《洪武通宝图谱》）
图5.日本·洪武通宝【背治】

明朝洪武年间施行海禁政策，中日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虽也有以铜钱赏赐日本来访僧人的记录，④但洪武通宝大量流入日本是在永乐朝以后的事情，在流通中的地位也不及永乐通宝。公元1485年大名大内政弘颁布的“撰钱令”中规定，“鐚钱”只有永乐、宣德可以流通，洪武钱不允许使用。1500年室町幕府“撰钱令”允许使用洪武通宝，每一百文不得超过三十二文鐚钱。

“加治木洪武”有的钱谱称“梶木洪武”，⑤钱背分别有加、治、木三字之一，代表九州大隅国加治木地区，如此做法之前未曾有过，显然是受到明铸洪武记地钱的影响。通常认为，“加治木洪武”是当地私铸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时间大约在永禄、天正以后，最晚到宽永十三年（1636）结束。⑥本文开篇所引朱国祯关于日本仿铸洪武、永乐钱的描述撰写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⑦时间与此相吻合。另有一些资料将下限延至元禄年间（1688~1704），相当于清康熙时期。

加治木靠近九州鹿儿岛海湾，属战国大名岛津氏领地，当地还有一座加治木城。公元1605年，岛津家第十六代当主岛津义久在加治木的春日寺祭祀父亲岛津贵久（法号大中庵），铸大中通宝背治钱作为上梁供奉品。这些新铸的大中钱没有以明大中通宝作为模本，而是用本土的洪武背治钱变造面文后翻铸而成。名古屋古泉会研究资料称，大中新钱其后还进入流通，与洪武钱并行铸造，已经习惯使用洪武钱的通商口岸不太愿意接受这些新钱。⑧这次改铸看来并不成功，留存至今实物寥寥无几。

“加治木洪武”总体存世数量很多，版式变化繁杂，被日本古钱家视为学习进阶必须研究的品类。它们中绝大部分是用明洪武通宝做模改范加铸背文，借用的明钱本体包括浙江版、福建版以及一些中期的洪武光背小平钱。还有一些是重新制作母钱的“改制鐚”，文字书体与明钱没有直接联系。洪武背治钱最为常见，铸造精度优劣不一。洪武背木钱很难得，有“大木”、“小木”、“草木”等变化。洪武背加钱极罕见，系利用浙江洪武小平改制，背文草书“加”字在穿右笔力不俗（背上加者见有拓片真伪存疑）。几乎所有日本古泉谱都评价它为大珍，安达案生在其编撰的《穴之细道》中说：“至于背加，是古泉家渴望的屈指可数的大珍品，仅凭这一件就可享誉全日本。”⑨

·中正永乐

图6.明·永乐通宝	图7. 日本·永乐通宝【中正】

图8. 日本·永乐通宝【中正手】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继位，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贡，成祖册封他为“日本国王”，并赐勘合进行贸易。中日关系一改洪武时期的窘境变得融洽起来，明朝以铜钱赏赐日本来使成为惯例，数量也越来越多。

永乐六年（1408）京师（即后来的南京）开铸永乐通宝，九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钱。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禁止使用铜钱，只有安南特批允许自铸自用。这项禁令自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实施，一直到英宗正统年间才驰禁。中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明朝铸永乐通宝主要是用于对外贸易和交流，兼顾宣示国威、怀柔远人的帝国名片作用。从铸地分布也能看出端倪，京师宝源局自不待言，江西是明初主要的铜产地，浙江、广东、福建都是明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所在地，其中浙江宁波市舶司专为日本所设。自此，天量的永乐通宝随着马队、商船以及郑和宝船去往亚洲各国，甚至不远万里到达美洲和非洲。

永乐通宝流入最多的还是日本，在经历一段适应期之后，成为日本社会最受推崇的标准货币。一枚中国官铸永乐价值等同于其他一般钱四枚甚至更多，一贯当黄金一两。⑩《大献院殿御实记》云：“日本自中古以来皆通唐之泉货，中国年号尤以明之永乐钱在日本普遍通用，售田与人皆称地值永乐钱几贯，甚者单言一永字即为钱之代名词。”至于织田信长的永乐通宝军旗，更是广为人知的典故。永乐钱在日本持续流通两百余年，直到庆长十三年（1606），为保障新铸的庆长通宝顺利通行，德川幕府下令禁止使用永乐通宝，终于结束了它在日本的铜币王者地位。

“中正永乐”是日本仿铸永乐通宝中最受推崇的名品之一，据传由日本访明僧人仲芳中正所书而得名，铸造时间大约在天正至庆长年间，对应中国的万历时期。它的铜色青白，钱文笔画纤细，形制工艺中规中矩。与明永乐钱文庄重大气的馆阁体意趣不同，“中正永乐”书风秀丽隽永，在同时期的“鐚钱”中鹤立鸡群。此外还有一些文字风格与之相近的品种，统称“中正手”。

古代中日两国交往过程中，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中国文化的引入，中国书法也在日本落地生根，这其中一些名僧的引领和传播功不可没。平安时期入唐的僧人空海号称日本“书圣”，他在中国学习佛法，同时研习晋唐书艺，将大量唐人书迹、法帖带回日本。之后历朝历代，有很多善书的僧人往来于中日之间，各时期中国书法风格的变化无不影响到日本的审美风向，日本也在模仿、学习过程中创造出具有自己风格的“和样”书法。

日本出版的《日明勘和贸易史料》中收录有一则轶闻，讲僧人仲芳中正应永八年（1401）受命随使臣出访中国，恰逢明永乐帝即位改元，成祖欣赏他的书法，命其试笔御书院，写下永乐通宝四个字，并把它们铸到铜钱上。⑪这个故事被很多文章引用，当作中日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进行解读，却很少有人探究它的真实性。关于日僧仲芳中正访明的经过，清代出使日本参赞官黄遵宪编纂的《日本国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后小松帝应永八年，准三后源道义（时义满让职其子，削发称道义）遣使肥富及僧祖阿于明，上书并献甲、铠、剑、马、纸、髹器、黄金千两，还所掠人口。……九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赍诏书，并班《大统历》、锦绮。九月至，道义处之北山馆。是月，复遣肥富及僧中正上书，……明年十月至南京。时成祖既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肥富等已达宁波，遂称贺即位。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纽金章及锦绮、纱罗。……十一年中正等还，赵居任等随至。道义延之北山馆，旋遣使贺册立皇太子。⑫

《明太宗实录》里没有提到仲芳中正的名字，但对永乐元年八月命左通政赵居任等人出使日本，⑬九月日本使臣至宁波府，⑭十月接待日本来华使团，派遣使臣前往日本赏赐国王金印⑮等事件都有记录，与《日本国志》的描述基本吻合。从这些史料可知，仲芳中正到访中国是在明永乐元年，次年返回日本。此时距离永乐通宝开铸还有四年时间，成祖命他写钱文一事明显出于杜撰。以朱棣雄霸天下的个性，让一个外国人来书写自己帝国名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或许是因为永乐钱在日本的传统地位过于崇高，日本文人希望在它身上加入本国文化元素来挽回颜面，才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吧。

·小结

“加治木洪武”和“中正类永乐”是日本“鐚钱”中的佼佼者，它们身上所具有的某些特质，代表了日本社会货币独立意识的觉醒。“加治木洪武”主要用于对外贸易，输出对象包括琉球、吕宋、安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清代还曾和宽永通宝一起流入到中国内陆。在钱背加铸记地文字的做法开日本先河，可能是为了与其它一些加治木系光背劣钱进行区分，同时表明它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中正永乐”采用完全新作的母钱，以善书之人书写钱文，试图达到明官铸永乐通宝的高水准。如此繁复不计成本当然是为了牟取更高的利益，也彰显铸造者的财力和审美水平，想必不是一般的民间私铸可以企及的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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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以中国钱币为基础所模造的日本钱 (日) 吉田昭二/《陕西钱币研究论文集》陕西钱币学会2001年10月

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人日本的原因初探周爱萍/《中州学刊》1960年30期

中国货币向日本的流入与影响周爱萍/《中国钱币》1950年40期

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王裕龚、王廷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04期

中日交流史上的永乐通宝（1408-1608）吴起/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 2014年

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朱莉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06期

中国书法在日本(上、下) （日）中田勇次郎/《文史知识》1996年09期,11期

《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周爱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日本历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名称源自于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上承镰仓时代，下启安土桃山时代。

2.撰钱令，日文中“撰”与“选”同，撰钱令是用于制定各种货币汇率，规范在流通中刻意支付劣币行为的法令。

3.《涌幢小品》卷之三十明·朱国祯/中华书局1959年11月

4.《明太祖实录》卷之九十：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日本国遣僧宣闻溪、业喜、春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却之。时日本国持明与良怀争立，宣闻溪等赍其国臣之书达中书省而无表文，上命却其贡，仍赐宣闻溪等文绮、纱罗各二匹，从官钱帛有差，遣还。……先是，上赐日本高宫山报恩禅寺僧灵枢袈裟，至是，灵枢亦遣其徒灵照谢恩，贡马一匹。诏赐灵枢衣履及文绮帛各二匹，灵照钱一万文，绮帛各一匹，僧衣一袭，遣还。

5.《昭和泉谱》九州地方钱泉谱(日)平尾赞平/历史图书社刊昭和十九年三月

6.《长崎加治木系诸钱图谱》加治木洪武（日）增尾富房/穴泉堂发行昭和四十年四月，原文引用远藤佐佐喜和濑尾向陵亭论述，永禄（1558年-1570年），日本正亲町天皇年号，天正（1573年-1592年），正亲町及后阳成天皇年号。

7.同注4，《涌幢小品》始撰於万历三十七年(1609)，天启元年(1621)完稿。

8.《大隅国加治木村所铸·洪武及大中钱泉谱》加治木大中钱的种类/名古屋古泉会编

9.《穴之细道》（日）安达岸生/颂文社昭和四十六年九月

10.《日本国志》卷五邻交志上二（清）黄遵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庆长十一年，德川秀忠为将军，禁用永乐钱，犹用京钱。京钱，汉古杂钱也。足利氏时，屡乞钱于中朝，永乐钱铜质纯良，流通全国，以一当古杂钱四，一贯当黄金一两，而民间往往争取斗讼，沿用盖二百余年，至是停之。

11.《日明勘和贸易史料》（日）汤谷稔/国书刊行会1983年,补庵京华前集·诗江山小隐图诗后：应永辛巳，（仲芳中正）从国使而南游，盖奉均命也，时大明永乐纪元也。于是乎，我使者不通华言以牍奏对。天子以老人（仲芳中正）善于笔札，试御书院，遂命老人书永乐通宝四字，铸之铜钱。（应永，日本后小松天皇年号，辛巳对应明建文三年）

12.《日本国志》卷之五邻交志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3.《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己未，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使日本国。赐居任、洪各纻丝衣一袭，道成金襴袈裟及僧衣、锡杖、如意、净瓶、钵盂各一事，仍赐三人各钞十锭、铜钱一万文。

1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永乐元年九月，己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使入贡，已至宁波府。

15.《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冬十月，乙卯，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贡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琉黄诸物。赐圭密等文绮䌷绢衣并钱钞、纻丝、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官带，命礼部宴之，仍命遣通使□圭密等往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金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