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中华文明的瑰宝

09-02

玉文化：中华文明的瑰宝

标准化学中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在人类文明史上，凡是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东西，必有其基本的逻辑特征，它肯定是解决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的，一定是和人类的基本生存行为高度关联的，比如衣、食、住、行等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类的基本需求是求存的！

也就是说，凡是能够解决人类基本求存的东西就越有存在价值，其存在性就越强，延续性越好，其历史就越久远。

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玉”，就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无关。

中国人用玉的历史很久远，远到什么程度？比中国的汉文字历史还久远！也就是说，汉文字出现之前，玉文化就有了！

玉还有一个特征，是我们华夏文化独有的文化。

据考古学发现，其实古代的墨西哥、新西兰也都有过当地部族使用玉器的历史，但后来都中断了。

只有中国拥有八千年漫长的而且中间从未间断的用玉历史。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块儿即不当吃、又不当穿的石头，为什么让中国人如此喜欢？而且一直挚爱到今？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国用玉的历史。

一、史前文明中的通神、祭祀、辟邪的神玉文化

在中国现今最早发现玉器集中使用踪迹的红山文化中，考古发现有两组墓地,

一组葬在高地上,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随葬品中有玉器, 看不见或很少见到陶器和生产工具另一组是在低地上的墓葬, 随葬品以陶器或生产工具为主, 很少有玉器随葬。

华人学者许悼云认为,有玉器随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的萨满,是上天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征其身份的特别表像或称符号,这种表像便是玉器。因为当时的人信奉上天,他们要通过一个人来与上天沟通,这个人要有一种特殊的法器,某些有特殊形制的玉器便成了这种人的法器。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著名的神木县石峁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在整个遗址中存有大量的人头和玉器。最令人震惊的不光是墓葬中的随葬品有大量的玉器，在高出地面的东城门照壁墙体里面也发现多件玉铲和玉璜，显然这是当初峁石城的建城者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的。建筑本身用玉的情况，在迄今的史前考古报告中很少出现。

大家都知道优质玉料本身的稀有性，使得玉器成为社会中的顶级奢侈品。而用稀缺的贵重玉器插入建筑本身显然不是简单的替代建筑材料之用。

这说明什么？

中国现代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大家叶舒宪教授认为，人类学和原始宗教研究中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马纳”，即为灵力的概念。人头是最能够集中地代表灵力、魔力的聚集处，其强大的辟邪功能早已为史前社会所惯用，在现存的原住民社会也是常见的。而玉器“通灵”或“通神”的信念同样来自玉石中蕴含“马纳”即灵力的想象。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显示，用玉器、乃至后来的巫术用金属和钱币大量存在于建筑，用于辟邪，在中国民间是广泛存在的。

中国不少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防止恶鬼生事扰人，在举办婚丧嫁娶时，在建造住宅、猪阍、牛栏时，都讲究选择吉日，采取辟邪方法。还立下许多禁忌，如在建造住宅时，必须在房基的四角各放下几枚硬币，意思是向地鬼买地。同时，房屋的内外大门不能串在一条直线上，需稍微歪过一边，据说鬼行走的路线是直的，不会走弯路…… 另外，平常在房屋内的墙隙间放置一些鸡蛋壳，也可使恶鬼惧怕，不再前来生事扰人，等等。

无独有偶，古埃及人确信不同种类的宝石都具有特殊的护身保佑作用，他们将这些美石组合到自己的项链上，以便获得抵御外来邪魔侵袭的神力。通常的美石有翡翠、红玉髓、天青石、玛瑙、紫水晶、绿宝石、半宝石、金珠、银珠、琉璃珠、陶珠等。为了增强这些首饰的辟邪神力，还要将小型的神像和神圣动物像加在各种宝石之间。即使在木乃伊和木乃伊棺木上，也会模拟性地绘制出装饰有此类珍贵玉石、花卉等图像的项链或项圈，作为护符。

结合上述这些古今中外的民俗资料进行分析，古代先民们大量的使用玉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借助玉器蕴含的神力，威慑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换句话说，史前人类因为蒙昧，故而迷信。此时的玉器是被用作神器的。

只不过，即使是在史前文明中，中华文明作为玉器应用的地域太为广泛了，这是其他文明没有的现象。

比如说，现今考古证据已充分证实的：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县的石峁文化，位于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位于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位于青海民和喇家文化遗址等文化遗址，均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的史前玉礼器文化，而且均是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要器形。

而这几个地方从气候、温差、降雨量、地理地形、动植物和农作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看，都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自然生态与文化习俗上都相差很大，毫无可比性。

但是为什么却能在同一时间段内，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毫无可比性的不同地区，呈现出惊人的玉器文化雷同现象？而且这几个地区的玉器玉料除齐家文化是就地取材的祁连玉和马衔山玉外，其他地区的玉料来源尚未探明。

如何解释这种史前文化高度统一的现象？

作为常识，我们都知道，作为一种能在不同区域形成文化统一的现象存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文化载体的传播。

难道说，在文字还没出现，文字还没有统一华夏文明之前，中华大地上的玉文化就已经统一了。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很显然，这是中国学者近期关注的中华文明

说到玉料的传播，就不能不提到“玉石之路”。

我们大家都知道，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有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大家可能并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只有1600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有着6000多年的历史。

历史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首开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交流的运输通道，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最初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丝绸。而“丝绸之路”是后来丝绸交易商人利用“玉石之路”这一古老的通道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和田玉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

二、文明时代的重“德”的王玉文化

如按国际公认的人类文明三大标志（金属工具、文字、国家）来看，华夏大地真正进入文明的时代当属三代文明（夏、商、周）。此阶段因冶金术的发明，金属工具（青铜）得以出现，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农耕生产性劳作形式得以巩固、确认。动物驯化、养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食物开始有了剩余，人口规模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族群开始了大范围的聚集，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也开始产生。再加上文字的产生、国家形式的出现，使人类开始从远古的信主文化（神教文化）慢慢的开始过渡到关注族群间的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国家秩序的建立。于是“重德”文化，应运而生。

三代文明中的政治目标与最高理想是王要实行“德治”。也就是说王要自珍自律、加强修养、净化心灵、品格高雅，做一个一心为公、实施德治、惠及群众的“君子”。

德政不光是一种理念，还需相应的制度配套，文化熏陶。

作为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华夏民族到西周时已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治理制度。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

其中礼乐制是周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准则。

如何把这些代表等级秩序的制度规章、行为准则融为文化，贯穿到人们的思想中，让人们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执行，就成了当时统治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需要一个恰当的物化载体，于是本来集通灵、辟邪、装饰的神玉、巫玉便映入统治者的眼帘。如何变革巫玉的神秘内涵与形式为玉德的载体呢。

从外在形式功能上，中国古玉器不仅包括设计艺术、碾琢工艺、文字记载等，而且还包括古玉器的丰富的价值、礼仪功能。宗教功能、经济价值和装饰功能。

更重要的政治价值表现形式是，历代君王把古玉器作为社会等级制的物化表现形式了。历代出土玉器基本上出自有身份和地位的大中型墓葬中。比如：春秋战国就有“六瑞”的使用规定，6种不同地位的官员使用6种不同的玉器，即所谓“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从秦朝开始，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唐代明确规定了官员用玉的制度，如玉带制度等等。

而从内在文化上，历代儒家是把玉文化发扬光大的集大成者。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精辟的总结到：“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中国人赋予玉器特

有的功能和观念，集中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以玉比德，即给予玉器以温润、和谐、高洁、刚毅和坚贞等品德；提出玉有仁、义、智、勇、洁等许多美德，有所谓五德、七德、九德之说。使玉成为高洁的人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坚贞的民族气

节等美好的人格与事物的象征。直到今天，我们从字典上能找到的带玉字的成语全都是褒义词，如“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五德、七德、九德之说，其中第一位都是“仁”德，其次有“忠、义、信、智、勇”等。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玉德说中都是以“温润以泽”比附“仁”的，而且是放在第一位的，由此可知，“仁”德在历代的士大夫阶层是得到高度认可共识的。

所以说，孔子的“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是玉德的核心精髓，也是为什么玉德文化会千古盛传不衰的根本原因了。

这是我们民族根子上的文化基因！

数千年以来，中华玉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也在于玉之德行，玉之人格化，这是打开中华玉文化宝藏的一把钥匙，玉作为中国文明的物质载体，一走上历史舞台，他就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社会的、精神的，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伦理、宗教中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矿产、任何一种物质所达不到的。

三、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民玉”

从上面的神玉、王玉两个阶段的梳理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中国的玉器文化发展史中，早先完全是封建帝王、贵族的专属，和寻常百姓毫无关系。

玉器真正走入民间的是宋代。

宋代，玉器开始平民化，题材世俗化，算是进入了“民玉”时代。

宋代虽开玉器买卖之先河,但构不成玉器交流的主要通道，流通也是小范围的礼物馈赠，称不上是真正的商业流通。

宋代是一个重视文人、文化的社会，还出现了极具艺术气质的皇帝。宋玉偏重绘画性、艺术性，题材更是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实题材，带有浓郁的民俗风味。

与南宋对峙的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他们的玉器题材以自然的花鸟鱼虫走兽为主，能抓住动静瞬间，生动灵巧。

其实，要说的是，宋明清的所谓民玉，也是民间的富贵人家的才子佳人才能拥有玉。

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华民族的玉文化史，就是一部封建帝王、才子佳人的文化史。

直到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玉器市场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化、商业化。玉器市场声威壮阔, 以匪夷所思的海量吸纳吞吐,打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运营和消费模式,直接推动了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鬼神天命束缚和王公贵族专享,是中国玉器数千年摆脱不掉的藩篱和栓桔。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讲，客观上是限制了玉背后的民族信仰、道德、理念、艺术、美学在民间的共享和传播。好在现在的服务目标归依了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的审美理想和消费需求,成为玉器生产和玉器市场的主宰。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的“玉工”。“玉工”是使玉得以美化的关键环节，是玉的创造者。

中国古代从事玉雕行业的人地位低下, 被称为“玉工”、“磨玉匠”。《吕氏春秋》载古时有“物勒工名”制度，一些重要的器物上, 必须刻上工匠的姓名。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上边就留有工匠名字。不少宋版书,在书口内就有刻工的署名。干将镆，铘宝剑，一对工匠夫妇造出来，就用这对夫妇的名字命名，这是很高的荣的荣誉。碑文刊石也都会镌刻上工匠的名字……，但唯有玉器制作例外。工匠决不能勒名于物，这不是制作者不重要，而是玉器太重要。中国古代存世玉器多不胜数，但知名知姓的玉雕人仅能数出孙寿、陆子冈、姚宗仁等不多几位。如今随着社会进步,玉雕工作者的地位一一步步提高,有成就者被评为大师，“玉工”“磨玉人”的称谓已不复闻,改而尊称“玉雕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理直气壮地署名,可以成名成家，可以先富起来，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华得到极大发挥。

过去有玉器生产的专业组织管理部门,但那是宫廷造办机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现在建有各级专业学会、协会,其宗旨是为玉雕艺术家，为行业发展和社会公众玉文化收藏、消费服务,自然有着本质不同。过去玉器原材料受到开发、运输、配置等条件制约，现在这一切均不成问题。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评选、奖励、展卖活动，也是早前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所有这一切,均化作动力,助推中国玉器和中华玉文化一飞冲天，跃上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高度。

最经典的一幕，2008年奥运徽宝和金镶玉奖牌使中华文明的古老玉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文和谐精神融为一体。堪称是当今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杰作！

中国玉器和玉文化, 因为与宗教信仰、国家典章制度、中华民族精神和人们内心深层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在数千年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构成中,一直是一条主脉。当下中国欣逢盛世,是玉器和玉文化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机遇期。

四、玉文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对比

说到文化，首先要明确文化的本质。

有关文化内涵的解读很多，也很杂，都是站在不同角度上的解读。

但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史的产物。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其他物种一样，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求存是第一需求。

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求存方式不一样，其他物种是靠自然的安排和自己物种的进化本能生存的，这种本能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很渺小，所以其他物种的能力进化是一种适应进化，是靠适应自然而生存的。

而人类是靠自己的智慧求存的，人类走的是一条和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生存之路。

人类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断的发明、创造技术、产品、工具等，得以不断提升自己获取能源、生存条件的能力的一种生存方式。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自主生产以获得生存资料的求存方式。

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生产活动都是建立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

之所以说是人类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是因为历史证明，人类从未改造过自然，人类改造的只是自然中的物质、材料，更准确讲是加工、利用。加工、利用的目的是把这些自然界中的材料、物质塑造成为足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