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三年（787年），安史之乱结束不过二十来年。《旧唐书·郭子仪传》中说战乱之后的情况是：“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安史之乱是大唐国运的转折点。帝国已显颓势，“天可汗”的时代远去。但唐文化的光辉依然照耀，唐代特有的宏大气象依旧四方弥散。即使在遥远偏僻的广西，也还有浩荡唐风拂过。我们可以以广西一个县城博物馆的文物，来追忆早已远去的大唐风华。

一、河里的古钟，唐代的遗痕

1987年，正好在贞元三年之后整整1200年。在融水这个广西的县城里，早就找不到多少唐代的痕迹。

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县志中写着，天宝元年(742年)改融水县为融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融州。唐代的融州应该已经形成了人员相对密集的居住区，想必有官衙、商铺和楼台寺观，只是漫长的时间改变的事情太多太多，唐代的所有建筑荡然无存，而史书对偏远的融州也吝于用笔。如果不是1987年9月在融水镇下廓村码头龙头石旁捞出一只大钟，我们连这里曾经有座叫“信乐寺”的唐寺都不知道——一座曾经兴旺过的寺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

有人说，这是广西最早的铜钟——这似乎有些过于夸大。广西曾经出土过不少羊角钮钟，虽然体型一般不大，但年代确实早到战汉时期，那么，融水这口钟只能算是用于佛教寺庙的大型铜钟里最早的一件。

贞元三年（787年），很可能信乐寺是请本地、由唐代融州的工匠铸造了这口钟。铜钟标称四百斤，如今实测为187公斤。当然，四百斤重的铜钟铸造工艺并不算特别，在九年以后的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广西就铸成了高1.83米的景子铜钟，那是重达3500斤(实4000斤)的“扎实货”。

信乐寺铜钟外形看起来比较“素”。钟钮是制作还算精细的龙形悬钮，钟体呈圆筒形，平口，没有过于繁缛的花纹，沉沉稳稳地，就好像是唐帝国当年的气质，厚重、坚凝。钟身被4组各5道的垂直阳线平均划分为四个区域，又有一组阳线弦线将钟身分隔成上下两截，这些阳线再加上作为撞钟受击部位的重瓣莲花纹，就是钟身上仅有的装饰了。

这是一口其貌不扬的朴素的钟，但它又是一口特殊的钟。

二、巧中之巧：就留下了这行字

有的事情，犹如鬼使神差。比如这口意外从20米深的河里捞出来的大钟——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落进河里，是因为佛寺毁弃后的意外，还是唐武宗灭佛时的蓄意，是出于永镇河流的仪式，抑或其它一些特殊的原因，总之，它很可能已经在河里呆了上千年了。

千年的河水冲刷，把它身上的铭文洗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恰恰有一处铭文还勉强能够识别，刻的是：

“维贞元三年岁次丁卯正月丙辰朔廿七日壬午信乐寺敬铸鉷钟一口，重肆佰斤，奉赠□”。

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没有这一处铭文，恐怕我们很难靠铜钟的形制来确定它的准确年代，即使是大致估计出一个年代范围，恐怕也会引起不少争议，从而减轻它的价值。

偏偏这口钟上最有意义的一处铭文保存下来了，少了无数口舌和怀疑。我们不但知道了它的铸造时间是贞元三年，还知道它用于“信乐寺”这座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佛教寺庙。能用得起四百斤重、1.1米高的铜钟，信乐寺的规模想必不会很小。但除了这口铜钟，它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东西，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实物。它很可能很快就废弃了，唐代以后、1987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没有谁知道融州曾经有这么一座寺庙。

亏得有这口钟，它是遥远的唐代融州历史留下的一块珍贵印记。

巧在它在铸造了整整1200年之后出水，从787年到1287年。

巧在它恰好还留下了一处铭文，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它的本根。区区三十多个字，就把我们带回那个的帝国时代。

唐代疆域图

三、大唐的光辉

融水县如今属于柳州市，就是柳宗元到过的那个柳州。

在信乐寺铸钟二十二年之后——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元和十年（815年）3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这一路走了三个月，六月二七日才抵达。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深感苦恼，他所看到的柳州远不像现在这么繁华，甚至可以称得上荒凉。天宝年间，柳州有2232户，人口11550人，算是一个有些热闹的边远地区贸易中心，但还没有多少“大城气息”。柳宗元写诗给刘禹锡说：“连璧本难双，分符刺小邦。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负弩啼寒狖，鸣枹惊夜狵。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

唐代疆域图中的柳州

柳州是“小邦”，但也是大唐的小邦。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载，武则天曾下令在柳州建了四座佛寺，“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云寺在水南。”这些寺庙堪称唐帝国的文化象征——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官学和私学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的时候，这些奉旨建造的寺庙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它可以被视为皇泽广被，有这一类寺庙者皆为唐土；也可以被看作教化之地，关系天理人情。

唐代的融州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寺庙，只是少有资料可证。柳宗元在柳州生活了四年多，他知道不知道两百里外有这所寺庙？想必是知道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为信乐寺写诗。直到1200年后这口莲花铜钟出土，我们才知道融州曾经有过这么一座寺。

这口铜钟说明，贞元三年时佛教已经传入广西并立稳脚跟。广西佛教的起源往往追溯至东汉末年苍梧郡广信人牟子，他被认为是广西最早对佛教进行研究的人，有著作《理惑论》。但佛教的传布、寺庙的建立却要更晚一些。信乐寺铜钟意味着唐代时融州佛教已经相当兴旺，足以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寺庙。唐风佛雨遍布华南，这是难得的珍贵物证。

四、在时间和空间中永存

如果我们考虑更多一些，我们会想到那些和“贞元三年”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的名人。

这一年，白居易十六岁，元稹九岁，李德裕刚刚出生。贞元六年时，李贺出生了，贞元八年，韩愈登进士第，贞元九年，刘禹锡、柳宗元等也登第了。这是一个群星璀璨、诗风纵横的时代，安史之乱打掉了一部分锐气，但唐代依然处于文化高峰——诗风悄然变化，而古文运动即将被韩愈和柳宗元推向高潮。

我们还会想到，安史之乱堪称大唐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王朝、中国古代文化的转折点。在这个混乱的转折时期，人们会作出怎样的行为选择？

就在融州铸造这件莲花铜钟的前一年，吐蕃大举进攻沙州（今敦煌）。主管沙州事务的阎朝为了保护沙州而与吐蕃谈判，吐蕃在接受阎朝提出的条件之后入城。敦煌的吐蕃时期从此开启，之后持续了六十多年。尽管在吐蕃人的强力统治之下，心怀大唐的沙州人依然更热爱唐文化，有人称之为“敦煌石窟中的汉文化保卫战”。沙武田说：

“在这样的内在文化怀旧、文化守护和对之前传统的保持等特殊心理作用下，于是我们在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基本上看不到政治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吐蕃文化和图像强烈的影响，而是被军事清除的唐文化与传统图像的更加繁荣的表现。”

想想吧，大唐诗人们的时代远未结束，他们还在坚持写着深沉的诗篇。北方的莫高窟正在吐蕃人的统治之下坚守大唐文化，南方僻远之地融州初初沐浴佛光……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贞元年间，信乐寺铜钟就铸造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

大唐的雄风不再，但唐文化光辉长照。

民族的、文化的精神可能潜藏，可能褪色，但它是时间都无法破灭的，就如同这被冲刷了千年、依旧坚实的信乐寺铜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