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坛的批评者，他的茶道中有何深意？烟酒茶的开销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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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喝茶，喝出和气，现世安好，岁月温柔；鲁迅（1881 -1936）喝茶，喝出怒气，享清福也成了讽刺。他常年杯不离手，茶不离口，还娶了位擅长功夫茶的美女；他幼时抄茶经，青年泡茶馆，晚年却在上海大量买茶、施茶。

周作人喝茶细致、讲情趣，以文观茶；鲁迅喝茶要随取随饮，给时代把脉看病。他常常以茶会友，时时以茶当礼，茶友圈名家辈出；别人回赠烟、酒、茶，这也是他日常生活所需。

没有光就没有颜色。黑色吸引了所有的光，却没有将光线反射回来。所以，姹紫嫣红的景致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鲁迅曾经指导萧红如何穿衣：红上衣配红裙子，或黑裙子，切忌配咖啡色；瘦子不能穿黑衣，人胖不要穿白衣；脚长的女人要穿黑鞋子，反之要穿白鞋子；他自己则一身冷色调，黑布鞋，灰长衫，连胡子和头发，也黑得有个性。他是许广平眼中的邋遢先生，曹聚仁则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

鲁迅常常被形容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拆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也有自己的一套玩法，还爱与人开一些雅致的玩笑。他酒量不大，酒瘾却不小，一天抽烟四五十支，茶也是生活长物。他是零食的疯狂爱好者，也是会在大冬天穿着单裤的自虐者。

他喜欢木刻，迷恋版画家珂勒惠支，辗转得到她的签名画后，自费翻印出版。

他时而温情，时而暴躁，既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夏天里的一块冰。他误会别人，与朋友分道扬镳，别人也误会他，与他从并肩战斗到拉锯笔墨打官司。他骂过的人不全是人格有问题，骂他的人却也未必了解他。他曾经被抬上神坛，也被人从课本里赶了出来。他是人们眼中的大师，也是无数人用手术刀和显微镜解剖的“尸体”。

他的“朋友圈”人数以千计，一生有师长，有兄弟，有子嗣，有朋友，有论敌，有记名弟子无数，但至今无人敢说承其衣钵。与他友善一生的许寿裳在台湾死于歹徒之手，一生维护他的孙伏园一幅武人相貌，.他的忠实信徒萧军挺过了文革，却没有挺过人生。曾经将上海“黄金时代”众人囊入《文坛茶话图》的鲁少飞，晚年却拒绝承认是此画作者。

剥去所有他人眼中的鲁迅的光环，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一个爱看电影的普通观众，一个去菜市场、旧书摊购物的普通消费者，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一个需要少妻维护的大孩子。抽烟、喝酒、饮茶，是他的嗜好，他一生的功业、交际、成就、八卦，就在这些日常生活中。

鲁迅大笑镜头，沙飞摄于 1936年 10月 8日，引自《笑谈大先生》

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是必需品。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替鲁迅生活作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这样的场景，也是许寿裳、孙伏园、许广平、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章太炎、陈师曾、陈寅恪、林语堂，郁达夫、台静农、瞿秋白、茅盾、潘汉年、萧红、萧军、丁玲、巴金等人的共同记忆。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那时，鲁迅跟萧红聊起家里养在灰蓝色花瓶里的“万年青”，照萧红的观察，“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萧红清楚地记得，鲁迅的写字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

鲁迅平时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红锡包”和“黑猫牌”。由于他抽烟量太大，关心他的人总希望他少抽点，鲁迅却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去的。”实际上，他虽然烟瘾大，却不是每支烟都吸完，有时，香烟点燃了，会随手放下，去想他的事情，烟就自个儿烧掉了。为了避免浪费，鲁迅就改抽劣质香烟。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东方战场》中，每逢鲁迅出场，也总是烟雾升腾。

1935年出版的《时代漫画》中的香烟广告

酒宴，鲁迅既参加也拒绝

鲁迅一生从事的职业，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设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和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过的大多宴会，都是与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

“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遂至先农（坛）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

“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晚赴省长公署饮。”

“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晚夏浮筠同伏园来，邀至宣南春夜饭。”

“张国淦招午饭，同席吴雷川，柯世五、陈次方、徐吉轩、甘某等。”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宴会邀请。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李小蜂等人。他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等。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酒量不大，但爱喝，对绍兴黄酒有特殊感情。人们比较熟悉的《自嘲》诗，是他与郁达夫等人喝酒的成果，“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曾将这诗写成条幅送给柳亚子。柳也是好酒之人，也爱写诗。他创办南社，定期组织雅集，吃大餐，喝好酒，茶话，拍照，出集子是标准流程。

鲁迅让笔下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叫嚷着“温一碗黄酒，来一碟茴香豆”，转身就来了篇《魏晋风度及文与药及酒之关系》，为此中绝唱，他最后总结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再好的酒，终究改变不了现实生活，喝什么，不喝什么，本身只是一个选择问题。鲁迅日记中屡屡提到的“越酒”，便是绍兴黄酒的通称，跟“绍酒”是一个意思。他喜欢黄酒，固然是家乡情结和生活习惯使然，但回到黄酒本身来观察，也很有意思。

绍兴黄酒的原料有糯米、麦曲，还要用到酒药和鉴湖水。其中，酒药又名草曲，分黑白两种，从晋代开始流行于南方，酿制黄酒多用白药。绍兴黄酒种类很多，可按酿造程序、存储时间、投料多少、色泽深浅、销路远近、容量大小来区分，如新酿酒、老酒、加饭酒、状元红、竹叶青，这些都是不同的黄酒，“40千克坛装外加彩绘称花雕”。

绍兴黄酒中，有“女酒”，按照晋朝人的说法，“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可见，这酒是为嫁女儿准备的，这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解释“女儿红”的典故。“越酒”一路传承下来，一路诱惑着人们，不仅是口腹之欲，还传下了某种精神和文化基因。

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1912 -1926），有一年端午节，许广平、许羡苏、王顺亲、俞芬（她送过薄荷酒给鲁迅，也通过信）、俞芳、俞藻等人去他家坐客，鲁迅居然喝醉了。当事人俞芳晚年（1995年）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端午宴会与以往几次不同，因为许广平姐姐不但会喝酒，而且酒量相当好，她性格开朗，能说善辩、行动举止活泼伶俐，与许羡苏姐姐的文静，王顺亲姐姐的老成相比，各有所长。宴会开始，许广平姐姐就说要敬酒，她邀王顺亲姐姐一起向鲁迅先生敬酒，王姐姐一向不会喝酒，只喝了一点点以表敬意，许广平姐姐和鲁迅先生却都干了杯。之后，许广平姐姐就单独敬酒，进攻目标当然是鲁迅先生。(因为在座的人都不会喝酒 )我的大姐俞芬，自己虽不会喝酒，却很喜欢跟着起哄，主动为他们斟酒助兴。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敬酒演变成比赛酒量，葡萄酒换成了烧酒。鲁迅先生的酒量不大，他一向喝的是绍兴酒，而且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的；这次改喝白酒，而且是一口气喝干一杯，看来有点招架不住许广平姐姐的凌厉攻势，但他绝不示弱，大有奉陪到底的气概。太师母当时很为难，连连说：慢慢喝，慢慢喝，多吃点菜，菜凉了就不好吃。我一边吃，一边看，觉得很热闹，很有趣。散席后，王顺亲姐姐悄悄说：鲁迅先生真的有些醉了。当时鲁迅先生坐在椅子上吸烟，不知哪位姐姐说，喝酒后是不好吸烟的。我和俞藻忙上前去抢他手上的香烟，鲁迅先生把烟藏在身后，我们没有抢到，姐姐们都笑了。不一会，姐姐们一个个都走进太师母的房间，她们小声商议一阵，出来时说要到白塔寺去玩。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就离开了西三条。（余锦廉：《马蹄疾笔下的鲁迅》）

绍兴黄酒，摄于 1924-1944年。

南方多佳人.，民国时期的女性风采，摄于 1924-1940年。

事后，许广平去信给鲁迅道歉，鲁迅回信安慰她，两人关系又近了一层。可见，这顿酒喝得很值啊！后来，他们同居，有了孩子。1985，研究者们将许广平遗作 ——独幕剧《魔祟》首发在《鲁迅研究动态》上。

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娥眉般的月，B已熟睡三个钟头，她的爱者 G，做好工作，照例收拾了书桌，吸完了烟，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门，把手抱住 B的脖子，小声的喊着 B，继而俯下头向 B亲吻，头几下 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 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 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G。死一般寂静来到，没有别的话语，直至良久。但 B时时闭着眼，用手抚摩 G的脸，继又吻他。总是摩、吻，继续的在 G的身子上。经过多少时，G说，我起来喝点茶，又吸一支烟，重又躺在 B旁，仍没有话说。

有学者将文中 G的行为解释为鲁迅的“事后茶、事后烟”。鲁迅自己就说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许广平都是鲁迅一生烟、酒、茶生活最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在那些喝茶的日子里，细心的许广平总是给茶壶包上保暖套，方便夜深人静时，鲁迅有一口热茶喝。

幼年，抄《茶经》，吃饭喝茶

鲁迅的家乡绍兴一直是产茶重镇，饮茶传统自不待言。历史上，绍兴多产绿茶。唐代陆羽撰写《茶经》，谈到茶叶产地时，就说过浙东茶区“以越州上”。越州即今绍兴市，茶叶自古就是此地的重要经济作物，是贫苦山民们的生活来源。1935年，据调查，绍兴有茶园21850亩，次年增加到 29530亩。

民国期间，绍茶一般年采两次：头茶，在立夏前后，不论老小，一扫而光.；约过 40天，再采二茶，称“洗蓬”，全赖妇女手工。旺采时，茶农多雇外地女工，视路远近，分包采、请饭两种，按斤计酬。

鲜叶采摘后，初制一般由农户手工完成，比如制作以珠茶，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 3个过程。其中干燥环节，又有 4道程序。成品大致分为出口和内销两大类。出口茶经过初制后，还须经过“茶栈”精制，才能出口到国外：

绍兴城内水路四通八达，茶、酒皆有名。

茶栈有土洋两种形式：洋庄，俗称大栈，与外地洋行联系密切，资金比较充裕，选料认真，加工精细，一季可精制 500 ~ 600担，花色品种较多。王坛陶星桥，珠茶分为丁、正、蚕、中、可、副、禾、麻、头圆、二圆、三圆 11种；条茶分为珍眉、针眉、秀眉、迎春 4种，规格要求较高。土庄，俗称小栈，资金不足，设备简陋，品种不多，常向茶户赊购毛茶，原料不计优劣，一季只产 200.~.300担。

绍兴名茶中，平水珠茶“始于明末清初，原名玉珠，谓由天台山寺僧精心创制，此茶外形浑圆绿润，身骨重实，清香浓郁，经久耐泡”，是鲁迅的最爱。五口通商之后，此茶从上海转道出口欧美，被誉为“绿色珍珠”，是当时大宗出口的绿茶。其时，绍兴府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 8县。鲁迅出生在会稽县，平水是该县的管辖地。在鲁迅的童年时期（1883 -1894），平水珠茶最高出口量为 20万担（10000吨），为清代平水珠茶的全盛时代。

平水绿茶为绍出产大宗。查平水地属会邑，其所收之茶赅括八县，且远及于杭州之四乡，而以平水名者，总汇之处，出口之地也。每岁所出丰歉不同，平均计之，销于外洋者约 20万箱左右，共计 880万斤，销于本国者约 180万斤。此外，由各茶号拣出之茶梗，筛出之茶片、茶末，约 140万斤，三项合计 1220万斤，其间收由嵊县者约去十分之四，收由山阴、上虞、诸暨、新昌、余姚者约去十分之三，其收由会邑本山者仅十分之三，计 360万斤。

1919年，平水珠茶出口量 16.8万担，计 8400吨；1920年，出口 11.3万箱；1930年，出口量达到 24万箱。鲁迅去世的 1936年，出口量约 19.93万箱，计 4982吨。

茶馆是内销绍兴茶的重要场所。1912年，“绍兴茶肆林立”，至 1936年，茶肆数量达 206家。适庐茶室、第一楼、天香阁、越明茶室是典型代表。它们是绍兴人打发时间、谈生意、玩乐的重要场所。时人发生纠纷，也像川人一样去茶室进行调解，谓之“吃品茶”（川人谓“吃讲茶”）。在陈设差一些的小型茶馆中，每碗茶 3枚铜板，消费者多是底层民众、市民与小商贩。在周作人的记忆中，那个时代，在绍兴开茶馆的，多是胡适的徽州老乡。民国时期，这些外乡人一样要上税，交“茶碗捐”。

鲁迅喜欢喝茶，外因是当地浓厚的茶风俗和饮食习惯，内因是生活在大家庭中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跟汪曾祺一样，算是家传。周作人回忆说：“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不必说是隔县了。即如兴房（豫才哥弟这一房）旧例，一面起早煮饭，一面也在烧水泡茶，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就不大方便，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烧水的。”

茶从小伴随着鲁迅成长，又随他辗转于杭州、南京、东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成为他的日常必需品。鲁迅从小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并特别关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在杭州教书（1910）时，他“经常和讲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钱塘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晚年在上海，还多次让内山完造代为搜求这类书籍。

鲜为人知的是，白话小说开山祖师鲁迅 10岁时，还抄写过茶圣陆羽的《茶经》。清中期至民国初的《茶经》只是简单重印以前的版本。从时间上看，他抄写的是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长编》一书中的《茶经》，为丛书本。

求学期间，经常泡茶馆

鲁迅前往南京求学期间（1898 -1901），是张恨水观察下的南京茶馆的常客。张恨水对南京夫子庙、奇芳阁的饮茶生活非常熟悉，他的描述将我们也带入了当时的场景：

四方一张桌子，漆是剥落了，甚至中间还有一条缝呢。桌上有的是茶碗碟子，瓜子壳，花生皮，烟卷头，茶叶渣，那没关系。过来一位茶博士，风卷残云，把这些东西搬了走，肩上抽下一条抹布，立刻将桌面扫荡干净。他左手抱了一叠茶碗，还连盖带茶托，右手提了一把大锡壶来。碗分散在各人面前，开水冲下碗去，一阵热气，送进一阵茶香，立刻将碗盖上，这是趣味的开始。

1929 年，南京茶馆。

南京城外景，约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桌子周围有的是长板凳方几子，随便拖了来坐，就是很少靠背椅，躺椅是绝对没有。这是老板整你，让你不能太舒服而忘返了。你若是个老主顾，茶博士把你每天所喝的那把壶送过来，另找一个杯子，这壶完全是你所有。不论素的，彩花的，瓜式的，马蹄式的，甚至缺了口用铜包着的，绝对不卖给第二人。随着瓜子盐花生，糖果纸烟篮，有人纷纷地提着来揽生意，卖酱牛肉的，背着玻璃格子，还带了精致的小菜刀与小砧板，“来六个铜板的”，座上有人说。他把小砧板放在桌上，给你切了若干片，用纸片托着，撒上一些花椒盐。此外，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报贩子，自会送来几份报。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眼镜贩或带子贩钢笔贩，他们冷眼的擦身过去。于是桌上放满了花生瓜子纸烟等类了，这是趣味的继续。

这里有点心牛肉锅贴，菜包子，各种汤面，茶博士一批批送来。然而说起价钱，你会不相信，每大碗面，七分而已。还有小干丝，只五分钱。熟的茶房，肯跑一趟路，替你买两角钱的烧鸭，用小锅再煮一煮。这是什么天堂生活！

所谓入乡随俗，张恨水的描述，实际上也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在南京时的茶生活场景。他常去的茶馆有“江天阁”和“得月台”。鲁迅在南京时，起初考入水师学堂，后入路矿学堂。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依旧保持着喝茶习惯，其同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对此有过专门的记录：

鲁迅的抽纸烟是有名的，又说他爱吃糖，这在东京时并不显著，但是他的吃茶可以一说。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草囤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日本也喝清茶，但与西洋相仿，大抵在吃饭时用，或者有客到来，临时泡茶，没有整天预备着的。鲁迅用的是旧方法，随时要喝茶，要用开水，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在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还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灰中放着铁的三角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所谓“急须”，与潮汕人吃功夫茶所用的相仿，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就淡了，便须换新茶叶。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有客人来的时候，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好的玉露以上，粗的番茶，他都不用，中间的有十文目，二十目，三十目几种，平常总是买的“二十目”，两角钱有四两吧，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买“二十目”的茶叶，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

日本绿茶，因采摘时间和部位不同，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玉露茶为大棚栽培，需人工采摘；煎茶、焙茶、番茶都是露天栽培，为机械采摘。玉露为一芽三叶，煎茶为一芽六叶，焙茶为成熟叶，番茶为粗老叶。在制作上，都需要蒸青，焙茶还需重焙火，番茶也需要适度焙火。实际上，番茶品级虽然不高，但制作得好的，品质却也不差。如京番茶有烟熏味，和下关沱一样。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苏曼殊和李叔同都饮用过番茶。从周作人的描述来看，鲁迅保持了在老家的喝茶习惯，在日本自饮或待客时，用的是煎茶或焙茶，是大众消费品，茶价也适中。

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的重大事件。1908年，他被母亲以病重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为妻。鲁迅是孝子，不能忤逆母亲，又不爱朱安，两人只能做名义上的夫妻。 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他先在杭州教书（1909-1911），也不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有时喝酒麻醉自己，生活过得很颓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他都瞧不起自己。

当公务员，雅好茶座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前后当了十几年公务员（1912.-.1926秋）。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买茶、喝茶、买书、抄书、淘拓片、买零食、参加宴会。上班时，他有午睡的习惯，睡醒后，通常会起身去水房洗把脸，把残茶倒掉，重新泡上一杯新茶。鲁迅很享受这样惬意的喝茶时光。除此之外，茶话会是鲁迅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是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们常以茶会友，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

20世纪 40年代，北京中山公园柏树下吃茶的人们。

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这是工作需要，他本人却很不爽。倒不是茶好不好喝的问题，他是对那些“官老爷”的态度和谈话内容没质量而不高兴。工作之外，以 1924年为例，他的买茶、饮茶生活如下：

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每斤一元”；

二月二十三日，“买茗一斤，一元”；

四月一日，“买茗一斤，一元”；

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央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

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

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

酒酿一盆，一角”；

五月八日，“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

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

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

五月十六日，“往中央公园饮茗，食馒首”；

五月二十三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季市见访并赠花瓶一事，茶具一副六事”；

五月三十日，“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

七月十八日，“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

今北京中山公园，是中国第一座公园，建于 1914年，“因地当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为了纪念他，在 1925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轩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确定的，出自杜甫的《秋述》，匾额是总统徐世昌题写的。“来今雨轩”原本计划作俱乐部，后来改为餐馆，并经营茶座，承租的老板换过好几茬。“来今雨轩”，本就是要大家欢聚一堂之意。

中山公园最热闹的茶座有三家：春明馆、长美轩、斯柏馨。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常去春明馆的多是旧派人物，常去斯柏馨的是新派人物，常去长美轩的两种人都有，它是三家中生意最好的茶座。中山公园设有董事会管理，常去茶座的人因此有了“公园董事”的雅号。像鲁迅、胡适、林语堂、林徽因、张恨水、顾颉刚、叶圣陶、茅盾、萧乾、郑振铎等文化名流都来过这里，吃饭、饮茶、写书、译书、创立社团和研究会。

这三个茶座，大家都喜欢它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外，还有两个附带的好处，第一是“看人”：它们中间的马路，乃前后门来往的人必经要道，你若是“将身儿坐在大道旁”的茶桌上，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世变；看见人世间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以及村的俏的，老的少的，她们（或他们）都要上你的“眼税”，四川的俗话叫做“堵水口子”，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是“会人”：在公园里会人，似乎讲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会他，而事实上又非会他不可，这只好留为公园里会的人了。大家在公园无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会他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这是公园茶座最大的效用。

无论喜欢不喜欢，想会不想会，鲁迅都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会了不少人。茶座之外，鲁迅也在居所请人喝茶。

有一年，陈寅恪前去拜访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两人一杯清茶在手，畅谈学问。其实鲁迅跟陈的兄长陈师曾关系更密切，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两人不仅同去买书，陈师曾还替他刻过很多印章。鲁迅一生骂过很多人，却没有骂过陈氏兄弟和他们的舅舅俞明震，正是这位当年南京学堂总办把他带到日本留学的。同船人中包括年幼的陈寅恪和他的两个哥哥。

跟鲁迅一起切磋学问的还有他的同乡兼同学钱玄同。鲁是钱眼中的“烟鬼”，钱是鲁眼中的“爬翁”。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钱蹭茶、催稿的成果。蔡元培是长者，也是鲁迅的同乡，喝茶之余，帮他解决了就业饭碗的问题。鲁迅去世后，还帮忙张罗葬礼和出版鲁迅全集。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两人不仅一起喝茶，还一起喝酒，章太炎坐牢时，鲁迅还带着自己心爱的零食沙琪玛去看过他。

许寿裳与鲁迅好了一辈子，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互相帮忙，互相打气，是真正的同乡同学加兄弟，他也是鲁迅最信任的人。学生孙伏园很懂得鲁迅的心思，经常泡家乡茶给先生喝，为了维护鲁迅，他还动手打过人（没打中）。郁达夫也与鲁迅交好，抽烟、吃饭、喝酒、饮茶，那都不是事儿，他还成功调解过鲁迅与书商李小峰的紧张关系。他在《迟桂花》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鲁迅在北京大冬天穿着单裤抑制性欲。

正是在北京当公务员、在各大学授课期间，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跟巴金的夫人萧珊一样，许也是一位功夫茶高手。后来，他在广州迎接鲁迅时，还表演过潮汕功夫茶。这套泡茶方法，林语堂曾经形象地描述过：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潮汕功夫茶中，玉书煨（烧开水的壶）、潮汕炉（烧开水用的火炉）、孟臣罐（泡茶的茶壶）、若琛瓯（即品茶杯），这些茶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宝贝，具体过程包括“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九个步骤，也有简化为七八个步骤，或加至十几个步骤的。习惯喝绿茶的鲁迅喝不惯功夫茶，却喜欢去广州的茶馆。此地的茶馆重心是茶点，按崔显昌的观察，重点是点心，不在茶。在广州短暂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鲁迅去过十几家茶馆，如北园、陆园、拱北、陶居等，郁达夫在广州期间，也是这些地方的常客，巴金也去过其中几处。鲁迅对当地茶的印象也好，在日记中坦言“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1930年摄于上海。

自由撰稿人，买茶施茶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回到上海长住（1927.-.1936），开始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生涯，直到去世。烟酒茶依旧伴随着他，这也是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回忆往事时的共同记忆。鲁迅一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生活的时间最长，因此，多数人与他的喝茶往事，也大多集中于两地。

1936年，上海《六艺》杂志创刊，插画中放了一幅署名“鲁少飞”的《文坛茶话图》。这是一幅八开本的巨幅漫画，有题跋：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疑问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 ?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茄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淑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 ?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 :"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 !"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煌先生。

这段介绍文字也是漫画式的。这幅漫画图文并茂，浓缩了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坛，显示出了画家高超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在这幅画中，坐主位的虽然是邵洵美，却也是鲁迅“朋友圈”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有他的朋友、兄弟、同事、学生、论敌等，题名“茶话图”恰当其分，准确地传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旨趣所在。这群人中，很多人都是鲁迅的茶友。

同乡之外，与鲁迅打过交道的有同事，有论敌，如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林语堂等，他们都有与鲁迅一起喝茶的经历，但最后终于不免友尽。比如林语堂，当年在北新书店李小峰的宴席上，与鲁迅因一件小事翻脸。此后，形同陌路，又多次大打笔墨官司。梁实秋与鲁迅论战多年，“乏走狗”的标签就是鲁迅给的。鲁迅还将陈独秀比做《红楼梦》中的焦大，与刘半农的关系也渐成定局。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则最具代表性，从最初的蜜月期到鸿沟越来越大，最后，不断被人推为两面旗帜，仿佛奔向不同方向的火车，终于越行越远。

这些文化精英，不仅唇枪舌剑，在生活细节上，有同好，也有差别。鲁迅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在咖啡厅，他与“长了一副做报告的脸”的周扬不欢而散，见过与他纠缠过的“黑旋风”成仿吾，通过瞿秋白帮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还与狂人鬼才聂绀驽聊过小说创作。但更多的时候，鲁迅跟别人的谈话聊天，都是在茶香中完成的。

在上海期间（1927-1936），与鲁迅喝过茶的人更多，以茶待客，是标配。鲁迅“见客人来了总是倒杯茶给你，有点心就摆出来，用不用却听便”。他的茶友有宋庆龄、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胡风、萧红、萧军、丁玲、柔石、茅盾、巴金、曹聚仁、台静农，外国人中，与他交好的有日本人内山完造和美国人史沫特莱。

鲁迅的这杯茶，也不是好喝的。鲁少飞的《文坛茶话图》的“题跋”上提到的人名中，“正人君子”邵洵美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自然不会与鲁迅在一起喝茶。高尔基是“革命文学”导师，袁中郎，即袁宏道，很受林语堂的推崇。知堂老人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但他们两兄弟早在北京时已经闹翻。徐志摩、蒋光慈、叶灵凤与鲁迅交恶，开过骂战，凌淑华的丈夫陈西滢被鲁迅骂过，施蛰存是鲁迅眼中的“洋场恶少”，他与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也不对路。冰心似乎没有和鲁迅直接打过交道。美女作家白薇却是和鲁迅一起喝过茶的。“田大哥”指田汉，他是鲁迅鄙视的“四条汉子”之一，另外三人是阳翰笙、夏衍和周扬，都是“左联”成员，张天翼和洪深也加入过这个团体。

斯诺采访鲁迅，问及短篇小说名家，沈从文是鲁迅专门提到的人物之一。鲁迅与郑振铎交情不错。老舍 1930年回国到上海，就住在郑振铎家里。1934年，老舍又到上海，《猫城记》、《骆驼祥子》等书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鲁彦、彭家煌都可以划入鲁迅开创的“乡土作家”这个流派。傅东华在自己编辑的《文学》月刊上攻击过鲁迅，后来，鲁迅却帮助他联系医院，治疗他生病的儿子。杜衡、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其时都活跃于上海文坛。杜衡翻译的外国作品，曾经收入鲁迅、雪峰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徐霞村 1907年生于上海，《鲁滨孙漂流记》第一个中译本就是他翻译的。穆时英是上海人，后来服务于汪精卫政权，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刘呐鸥、施蛰存都是写心理小说的名家。刘是穆时英的好友，后来当过《国民新闻》社长。

这些中人，好多人与鲁迅都够不上一杯茶的交情，在鲁迅眼里，他们还不如他经常施茶的那些陌生人。在上海时，鲁迅不但以茶会友，还买茶捐赠，用作施茶，“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有的用大缸，有的用木桶，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外装两三个水龙头，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内山书店也不例外，门口也有这样一座茶桶，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鲁迅曾多次买茶交给内山，用作施茶，有时请人代买，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民国茶庄，约摄于 20世纪 30年代。

内山书店设有鲁迅专座，供他饮茶、读书、会客使用。后来，内山完造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特别提到他与鲁迅谈茶的往事。当时，他发表了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日本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呈鲜艳的青绿色，与浓茶相对）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形式和做法更繁复。后来，日本出现远洲流的茶庭、丰臣秀吉的茶碗及千利休的茶室后，就更不一样了。

烟酒茶开销从何而来？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有工资，当教授时，有补助，蔡元培主政大学院时，请他兼职，四年间补助费用高达 14700银圆，约合黄金490两。其他时候，主要收入为稿费。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又不让许广平外出工作，所以，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稿费也不是那么好挣的。鲁迅虽然大名鼎鼎，别人一样会拖欠他的稿费。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就因此差点被告上法庭。

北新书局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1924年创办于北京。它的创办人是李志云、李小峰兄弟。其中，李小峰是北大第一个学生团体“新潮社”的成员，也是鲁迅的学生，在罗家伦、周作人当主编期间，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干发行。北新书局成立后，新潮社负责编辑工作，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全部交给书局。当时，给书局供稿者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孙伏园、李霁野、江绍原、章衣萍、韦素园、冯沅君等人。其中，有些人就是新潮社的老班底，跟鲁迅都有交情，部分人后来成了他的论敌。

北新书局创始之初，出版发行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还能按时支付稿酬，李小峰、鲁迅两人关系也较好。后来，李老板生意做大了，就出了问题。至 1928年，共欠下鲁迅 8200多元版税。稿费是鲁迅一家的生活来源，为了这笔钱，鲁迅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后经好友郁达夫等人调停，没有闹到法庭上。为了答谢众人，李小峰在上海摆酒，宴请鲁迅等人，也就是在这次酒席上，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破裂。

1925年，由于时局动荡，北新书局迁到全国出版业的中心 ——上海，后发展成总部，原在北京的书局反而成了分社。原来在北京被张作霖查封的《语丝》杂志，1927年 12月 17日在上海复刊之后，也归北新书局发行。不仅鲁迅本人，很多跟他有交情的人与北新书局都有关系。1931年，北新书局因出版鲁迅等人的书，并代售华兴书局（中共地下党出版机构）的书籍，被国民党查封一个多月，损失惨重。还是李小峰找关系，花了 3万多元，才摆平此事。此后，北新书局在出版方向上做了重大更改，减少文艺图书的出版，多出儿童读物和教材。这两块也是当今出版市场上的盈利大宗。作家富豪榜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这两个领域赚到银子的。

在那个时代，文坛中人大多围绕北新书局一类机构讨生活。他们或创办书局，或在书局中任职，或给书局直接供稿。像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人，更是成为出版界一代宗师，观察过成都茶馆的舒新城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出任编辑所所长。五大书店之一的开明书店更是人才济济，拥有文化名人章锡琛（老板）、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周作人、周振甫、孙伏园、王伯祥、夏衍等。

那时的上海文坛，邵洵美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但放在民国出版业来考察，他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开出版公司，烧钱办杂志，请鲁少飞当《时代漫画》主编，培养了一大批漫画人才。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等人作陪，在上海功德林吃素食，付钱的金主也是这个鲁迅讽刺过的“正人君子”，他的口头禅是“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邵洵美也写新诗，但其翻译成就其实更大。他出身官宦世家，娶了世交盛宣怀的孙女，却也不是世俗所说的高攀。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施蛰存说他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在图书出版业和杂志业这两个领域，他给多少人提供了饭碗，间接培养了多少人才，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推动又起了多少作用 !这也许就是鲁少飞在《文坛茶话图》上将他放在主位的重要原因。鲁少飞与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等人齐名，后来的华君武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字辈。

在上海，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在这点上他和张恨水是一致的。他既跟出版社打交道，也参与编辑工作，加上美术鉴赏水平很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综合人才。他自己也办过七家出版社。有时，为了方便后学青年的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他还要搭上自己的作品当谈判筹码。他不仅给萧红、萧军推荐出版社，写序言，还刻意在媒体上放大他们的知名度。

文学史上并称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也是四川人，不仅好茶，还写过很多茶诗）中，巴金当时也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自 1935年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成就卓著。他与叶圣陶和鲁迅不同，做事情，却不领工资，主要收入是稿费。学者陈明远曾经给鲁迅算过一笔账，分三个时期统计，统计项目有四项，即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北京：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的总收入为 41000圆；按1912年银洋与今天人民币 1 ∶ 40计算，共 164万元；

厦门、广州：1926年夏.-1927年秋，总收入为国币 5000圆；按 1927年，国币与人民币 1 ∶ 35计算，共 17.5万元；

上海：1927年秋 -1936年，总收入为 75278.41圆；按 1936年法币与人民币 1 ∶ 30计算，共 226万元。

以上三项总计，约相当于今天 408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看起来不少，但在今天的上海（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及大部分的淮海西路），也买不起一套大房子。我们查看 1935年鲁迅日记中记录的版税、稿费，北新书局给鲁迅的不仅数量大，且较稳定，每月都有：

一月二十四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二月十六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三月十九日，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

四月十三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五月一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

六月十七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七月九日，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

八月十四日，上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

九月五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九月十四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

十月二日，午后得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由内山书店取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百五十。

十一月三十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稿费十。

就以上所列，共计 2210圆，按照陈明远的算法，相当于今人民币 66300元。这一年，鲁迅收到过红茶、云雾茶及其他普通茶叶，并赠送茶叶给内山完造，用作施茶。是年 8月 21日，鲁迅一家三口前往“乍孙诺夫茶店饮茶”。本年鲁迅没有买茶的具体账目。以 1924年为例，鲁迅经常去北京鼎香村买茶，他买的茶售价 1元 1斤，按 1 ∶ 40折算，约合今人民币 40元 1斤。以鲁迅的收入来说，喝茶，实在不是钱的事儿。

从茶馆消费的角度来说，在北京时，鲁迅经常去中山公园的茶座会友吃茶。即便每次都是他掏腰包请客 ,所需费用也不大。根据小巴金 2岁的四川老乡谢兴尧的记录，中山公园最热闹的三个茶座皆物美价廉，“单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钱，点心也大半一角钱一碟，长美轩是川黔有名的菜馆，但是几毛钱可以吃得酒醉饭饱”。在上海定居时，除了家里，鲁迅经常去位于老靶子路的一家小吃茶店会友待客。“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这样的小吃茶店，其实还不如中山公园的那些茶座消费高。

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宋庆龄、蔡元培、潘汉年等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那一年，在葬礼上为鲁迅抬棺的年轻人中，巴金是最长寿的，活了 101岁。巴金祖籍浙江，是鲁迅眼中的小老乡。他化名黎德瑞去日本留学前，鲁迅参加了送别宴。在宴席上，喝着花雕，鲁迅讲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事：吃咸蛋吃多了，想买茶水解渴，却发现没钱了。后来，鲁迅还给巴金挡过笔墨官司中的飞刀。巴金趟过文革，晚年写下《随想录》，2005年才在上海去世，他也喜欢茶，喝了一辈子。鲁迅、巴金的家乡到今天，依旧是重要的产茶区和饮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