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刻石背后的故事：李斯与风雨同行的传奇

泰山岱庙，一走进当年的乾隆行宫东御座，一块被精心展藏的石碑，就映入眼帘。

导游说，“这块碑我们在小学课本里都见过，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李斯碑。”

（穿过东御座，精心展藏的《泰山刻石》映入眼帘。石念军 摄）

的确，这块碑不应该被错过，虽然错过之事时有发生。

来自南方的一家三口，来到碑前，大人孩子争相发问：是哪九个半字？

从公元前209年传承至今，李斯当年刻下的222个字，如今只剩下了9个半。

虽则如此，仍无损其珍贵。

如导游言，“这是镇馆之宝。”

2200多年的风雨沧桑里，它承载了太多时间与历史。

它不仅是泰山上1400余块刻石中最古老的一块，而且是中国古代第一块石刻诏书。同时，它也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唯一实物证据，是研究秦代历史、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史料。

目前，秦朝刻石原石仅存两块，其中一块就是它。另一块是刻于同期的《琅琊台刻石》，亦是秦始皇东巡期间刻勒的李斯作品。

（隔着玻璃的缘故，斑驳的石碑与苍翠的汉柏浑然融为一体。石念军 摄）

《泰山刻石》原石，仅余两片残缺的石片。在历经各种磨难之后，1910年，它们被精心镶嵌在重新修制的石碑顶部，下面则同时镶嵌有两则清代的跋文和序文，记载其一度失而复得的曲折身世。

在其对面，则是一座似方非方、四面不等的复制品，向人们展示着史料记载中它最初的模样。

《泰山刻石》的首次刻勒，是公元前219年。彼时，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李斯刻下144字铭文，“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

如今，这144个字，早已荡然无存。

二次刻勒发生在10年之后。公元前209年，二世胡亥效仿始皇，亦东巡封禅泰山。李斯在此碑之余面，再度刻勒78字铭文。

两次刻勒，为什么集于同一块碑？

二世诏文说：“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大意就是，此石刻乃是皇帝所为，刻辞中颂扬的都是始皇帝的功德。如今我二世胡亥承袭了帝位，而刻石中并没有说明是始皇帝，恐怕久远的将来，会被误认为是后代皇帝的作为，以致与始皇帝的功德不符。遂在丞相李斯等人的谏言下刻诏书在石上，以正视听。

而今仅存的9个半字，正是二世诏书遗存。

即便如此，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仍然显赫。

史料显示，《泰山刻石》在世间的影响，早已传承千年。

北宋刘跂（公元1080年进士，生卒不详）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第一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

对此，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都有著录。

置身于历史的风雨沧桑之中，《泰山刻石》一生命运多舛。北宋摹拓时的146字，到了元代摹拓时，仅存50余字。至明朝嘉靖年间，刻石被毁，仅存二世诏书29字，此后被移置到泰山碧霞祠内。然，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此石遂失。后经多方征集寻找，终于失而复得，让后人得见其容。

1928年，刻石被移入岱庙展藏。新中国成立后，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名录。

史料记载，秦始皇嬴政东巡期间，曾命李斯先后在泰山、峄山、芝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地刻石7块。而在漫长的历史沧桑中，除了《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其他刻石均已毁坏消失。其中，《琅琊台刻石》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是唯一居于刻勒之地的珍贵文物。

这两块残存的秦代原石，是2000多年历史的见证，更是李斯彪悍一生的映照。

（仿制的《泰山刻石》，展示着史书中记载的原石模样。石念军 摄）

四面刻勒的《泰山刻石》，一如李斯的多面人生。

李斯，生平约公元前280年至前208年。史载，其生于河南上蔡，求学于齐，师从荀子，同窗韩非子。学成，拜客卿于秦王嬴政，及至平步青云，授左丞相之位，辅佐嬴政灭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章立制影响千年，获誉“千古一相”。直至胡亥末年，为赵高所构陷，锒铛下狱，惨被腰斩，诛夷三族。

李斯为什么能够飞黄腾达，又缘何惨遭构陷祸及族亲？

对于李斯这个人，实在无法简单评价。

作为政治家，其建章立制之举，影响至今。

作为文学家，其辞赋传世，至今为人乐道。

作为书法家，他是浩瀚纷纭的中国书法史上首位具名者，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

但正如师从儒家大师荀子7年却终成法家一派，李斯的一生终究是复杂的。

正——他辅佐秦王嬴政，平天下、统六国，功高至伟，获誉“千古一相”。

反——他篡改嬴政遗诏，谄媚于胡亥，参与暴政、紊乱朝纲，行大逆、展大佞。

关于李斯的人生哲学，《史记·李斯列传》中有这么一记载：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厕所里的老鼠，见人就吓得四处逃窜。粮仓中的老鼠，虽则大快朵颐，逢人却不躲避。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平台。人的贤与不贤，决定于他所处的地方。

后来，人们把李斯的人生哲学，称为“老鼠哲学”。

也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李斯出走家乡楚国，求学于当时最为强盛的齐国，问师于荀子。

而李斯的这一哲学也被后人不断演绎，成为广泛流传的现实成功学的典型样本。

李斯的成功，当然不止于外部的环境。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如其《谏逐客疏》的所述，李斯倍有思辨之才，善于韬略。

公元前237年，李斯在秦王嬴政账下的政治生涯，第一次遭遇重大危机——受一起间谍案影响，秦王要悉数遣散来自五湖四海的门客。李斯自在其中。而在李斯看来，这不单单是其个人的危机，而是秦王统一天下的危机。

于是，李斯毅然上书直谏，纵论天下大势，力辩逐客之非。

嬴政为之动容，叫停遣散之事，得以拥才为用。

李斯则从此平步青云，登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

（影视剧中的李斯形象）

《谏逐客疏》亦由此传世，成为李斯的文学代表作之一。

也正是在《谏逐客疏》里，第一次呈现出李斯与泰山的因缘。可见，早在随从始皇东巡之前，巍峨的泰山，早已成为李斯心中的至高象征。

据考，李斯与泰山，至少有着四次因缘。

最为重要的两次，便是陪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东巡郡县，封禅泰山，遗世《泰山刻石》。

第一次正是《谏逐客疏》。

《谏逐客疏》见证了其起势与发迹，《泰山刻石》记载了他的权重一时。

最后一次念及泰山，则已穷途末路，顿足于狱。

李斯末年，由于赵高的挑拨，倍受秦二世胡亥猜疑。适逢陈胜吴广起义势已燎原，秦朝帝国风雨飘摇，不管是二世胡亥还是丞相李斯，实际都已如同惊弓之鸟。

让人颇为感慨的是，盛名一时如李斯者，在如此庙堂风波之中，为求自保，赫然建言胡亥倾力暴政，尽显人性的自私与凶狠。

但他还是获狱了。为相三十余年的李斯，一如曾经闲庭信步于粮仓的老鼠，再次被扔进了茅厕之中。此时的李斯只有一个年头，那就是上书进谏，以求赦免。

自负其辩、自恃有功的李斯，在狱中慷慨陈词，自言身负“七大罪状”。而所谓“罪状”，不过是借此历数担任丞相以来辅佐秦王、匡定天下的功绩。其中一“罪”，便是在泰山刻石纪功，使秦皇父子扬名。

奈何此时的李斯，再也不是权倾朝野的丞相。取而代之的赵高，只是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囚安得上书”，就彻底掐断了李斯人生中的最后一丝生机。

李斯一生功过，后人屡有评说。恰如其毕生信奉的“老鼠哲学”，他的一生都在审时度势中不断寻找着有利于己的环境与平台。在胡亥的暴政期间，他非但不加以劝谏，反而建言可更重典。仕途上的李斯，终究是自私的。

直到生死之际，他才终于露出慈父的一面。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成语“黄犬狡兔”由此生发，而世间再无父子相亲的李斯故事。

为臣、为夫、为父的李斯，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人世间了。他不知道的是，关于他的故事，还要在历史的浮沉中继续跌宕起伏，直至千年以后。

站在《泰山刻石》碑前，观其书法，如睹其人。

现在的我们评议书法往往感叹“书如其人”，意指书品与人格的内在统一。但秦时并无书法概念，书写仅仅是实用的技能与工具，更无艺术表达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李斯的书法？

应该说，以《泰山刻石》为代表的李斯作品，主观记录了史实、客观提供了史料。

历经2200多年风吹雨打的石头上所呈现的，早已不单单是李斯之作，而是李斯与自然所共创。其所谓的艺术价值评判，或许只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象，赋予这块久历沧桑的残碑，适应潮流的审美评判。

正如大忠大奸的李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所能看到的，也不过是史料中的描绘罢了。

史料作为局部的呈现与拼凑，终究未必是整体与全面的真实。

隔着2200年的时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李斯。恰如书法家临摹《泰山刻石》，所写下的终究是自己所理解、所想象、所期望的模样。多面的李斯与残缺的史料，既满足了形形色色的想象之需，也扩大了想象的空间。是与不是、似与不似之间，是我们无限的幽思和不尽的想象。

唯一确定的是，泰山上的李斯，与泰山风雨同在。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