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像银圆：百年历史的珍贵见证

民国肇建，天下并未从此太平。武昌起义与1913年的二次革命一度将银圆市价推向高峰，各厂因此皆赶工生产、故混乱情况依旧，前清所拟的《币制则例》形同具文。然而，银圆充斥之下行情转而低落，当各地不同银圆价差缩小之时，推行新国币的阻力反而减小。新国币的制定与发行必须准备妥善，袁世凯像银圆因规划良好，作为新国币圆满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地位最重要的银圆之一。

统一中国银圆的历史任务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财政部起初以金汇兑为本位公布《币制纲要》，但因反对者众并未实施。1914年（民国3年）2月，财政部以《国币条例》确定的银本位为依据，筹备新币。新国币由天津造币厂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阳面恭摹大总统五分侧面像，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六字；阴面为嘉禾二本，左右交互，下萦结带，中镌壹圆二字……此项新币与旧日所有官铸银圆，一律通用，不折不扣"。此即俗称"大头"或"袁大头"的银圆，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驱逐外国银圆、取代前清龙洋，完成了统一国币形制的历史性任务。虽然未竟全功，我们亦不能因收藏市场上其平民化的身价而忽视它的重要性。

《国币条例》公布后，财政部通令各省统一银圆市价，搜购各地成色较足而市价较高及成色较次而市价较低的银圆回炉改制，双管齐下使价差缩小。同时将国币含银量降至89%，利用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以顺利推行新币。

新国币设计经袁世凯亲自核定，由天津造币厂制成祖模后颁发各分厂大量生产，并于1914年12月24日正式发行，首批出自天津及南京两厂。随后广东与武昌亦开工承造，奉天分厂也陆续制作过，杭州分厂则在1920年加入生产行列，而安庆分厂亦曾制作过一段时期。

民国3年袁像壹圆签字版。正式量产者因财政部要发行"纯中文"钱币而不允许有雕刻师签名，只有为数不多的乔奇（ L . GIORGI )签字版留存于世

民国3年袁像壹圆签字版银币金样，非常罕见

此币的设计与制作均甚精美，原拟由天津总厂颁模至各分厂使用，以求形制统一，替换旧币。"袁大头"继承着仅昙花一现的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国币"的未竟使命，由于事先准备完善，加上钱本身质地优良商民乐用，发行后很快取代洋银，将其驱逐殆尽，堪称中国钱币的"绝地武士"。原本在中国最通行的外国银圆是鹰洋，估计有4亿～5亿枚之多，到1918-1919年间，已不容易见到，不是熔化改制，就是运送出口，只剩少数留存民间。可惜政局日益混乱，中央缺乏威信，规定形同具文，分厂自行其是：加上各省地方军阀或民间私制，"袁大头"版式繁杂，论百上千，可谓"族繁不及备载"，为中国近代银圆之冠。

"袁大头"正面所列年份计有4种，除民国3年外，尚有民国8年、民国9年及民国10年等。但所标示纪年与实际生产时间无关，如1924年（民国13年）时，日本大阪造币厂曾对南京、杭州两厂所造的大头进行化验；两枚币分别为南京厂的"3年版"、杭州厂的"10年版"，其实皆为1923年生产的。化验结果显示前者重26.8774克，成色89.1%；后者重26.717克，成色88.98%。与法定须重26.77克以上，成色须达到89％的标准相比，百年银圆基本一致。

而后因生产厂家增多，良莠不齐，出现了各种不同尺寸、重量及成色的"袁大头"。举例来说，安庆造币厂在1924年夏所出"8年版",其含银仅在76%~83%，被发现后遭上海商界抵制和海关当局禁运。次年8月上海某"有力人士"也私制20余万枚成色只及56%~76%的"3年版"大头。皖厂设置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后停摆多次。1919年底复工，该厂经营专谋私利，所制银圆偷色减重，遭各界抵制后暂时停工，1926年（民国15年）关闭，耿爱德估计其"大头"银圆产量在500万枚左右。

袁像银圆产量知多少

有关"袁大头"的生产数量问题，恐怕和它复杂的版式一样，找不到正确答案。皆因军阀割据，长期战乱，资料过于杂乱，连究竟有几处造币厂生产过都不清楚，难有确实数据。下列资料以耿爱德及李察·伟德根据财政部及英美当年其商务领事在华调查所得记录为主，结合部分造币厂报告书内数据来推测，各厂生产情况如下。

(1）天津造币厂

天津造币厂自币制局梁启超呈请1914年9月起开制新国币算起，当年生产的5747余万枚银圆并未区分龙银与袁币，若以四分之一计算，至1928（民国17年）止，推测约2.7亿枚，各年份皆有（财政部的统计、袁币自发行日起至1918年3月止共计生产84698554枚，1920年7月至1929年1月共计生产90051249枚，合计约1.75亿枚，缺1918年后三季、1919年全年及1920年上半数据）。

（2）南京造币厂

南京造币厂1915年起开始生产，至1927年（民国16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止，产量为3亿8220万枚，全部为"3年版"。

(3）武昌造币厂

武昌造币厂于1915年始投入生产，至1927年止，总额为8121万枚，有"3年版"及"9年版"两种。

(4）杭州造币厂

杭州造币厂自1920年新厂建成后大量生产，至1927年止，总产量为2亿2642万枚，小部分为"8年版"，以"10年版"居多。

(5）广州造币厂

广州造币厂虽在1915年即生产新币，但随后改而专造广东贰毫辅币，"大头"产量为583万枚。

(6）奉天造币厂

奉天造币厂始造后改产铜元，于1926年至1929年间恢复生产银圆，

总产量为1915万枚，均为"3年版"。

(7）安庆造币厂

安庆造币厂于1920年开工，当年7月前产量为121万枚，皆为"8民国9年袁像壹圆银币金祥，非常罕见年版"；后直皖战争爆发，拒向北京政府呈报资料。

(8）南昌造币厂

南昌造币厂设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专造铜元，曾停办多次。1925年武昌造币厂因赶工不及，委托该厂制造"大头"250万枚，于同年9月交货，可能是"9年版"次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废厂。

其他如成都、重庆、甘肃、康定等造币厂及苏区均生产过"袁大头"。

以上资料中，有案可查者数量约9.9亿枚，其他造币厂在1915年到"废两改元"期间，产量最大的是成都造币厂，但其生产的是"大汉银币"，中央政府直到抗战时才真正控制四川地区。

在"袁大头"停产的最终日期上并无定论。奉天造币厂在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停产：甘肃在1931年（民国20年）以后仍有生产。1949年（民国38年）中期，因通货极度膨胀，被迫恢复银本位币制，云南亦曾生产袁头大洋约53万枚，当年9月9日的《中央日报》曾刊载此发行公告。另据了解，当时广州造币厂除生船洋、"小头"外，也曾制作"大头"。尔后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都及沈阳曾分别新造一批相当数量的"大头"，以供西藏地区使用。

综合各方统计资料，"袁大头"的总产量超过10亿枚，是中国近代数量最多、流通最广的银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银圆与大头相比，难有匹敌者。耿爱德估计则为7.5亿枚以上，耿氏对我国钱币研究透彻，结论亦多准确，他的这一数字尚属保守，可能耿氏认为上述10亿枚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后制版北洋及江南龙银而将两者剔除了。

"袁大头"的小故事

《国币条例》定下银本位币制后，天津造币厂就开始筹备新币，由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此事众所周知。他设计制样之前未见过袁世凯本人，乃以照片为样进行雕刻，乔奇觉得照片上的袁世凯"苍老虚弱",然而完成后亲自携带样币赴北京晋见袁世凯时，却发现所镂肖像与袁本人神采差异甚大，无法显示袁的强人形象。乔奇深感挫折，乃要求重刻并获准。重新雕刻后的肖像即"袁大头"流通银圆上的侧面像，而原刻成的样币习称"袁像七分脸"，分 L . GIORGI 签字版与无签字版两种，存世数量极少，为罕见的精制样币。后来采用的"袁大头"也有签字版，正式量产者在财政部要求钱币上只可标示汉字的国粹主义政策下不被允许。在西方国家，币面加注雕刻师名字是传统，有如首饰上金银匠的戳记。

新币的设计方案经袁世凯亲自核定后正式量产。又据广东顺德县志，袁世凯像银圆的"壹圆"二字出自该县罗复堪手笔。罗复堪（1872-1955年）名惇，早年与堂兄罗缨公从康有为受业，后肄业于京师译学馆。民国初年在财政部泉币司供职。后长期在北京艺专和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书法，20世纪50年代初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83岁去世。

袁世凯像

民国8年"袁大头"数量为何少

《国币条例》公布时，对银圆的重量、成色虽有明确要求，但并无任何需要更改纪年之规定。到了1919年（民国8年）北洋政府币制局为整理币制，拟定《改铸暨铸造银圆办法五条》呈报总统批准办理。此办法的第四条有"各厂所铸银圆，应每年颁发模型一次，注明民国某年字样"。总厂即根据此办法指示赶刻新模，将纪年变更为"中华民国八年造"。然而此时中国币模用钢料皆为进口，因欧洲陷于一战的关系，材料的供应甚受影响，迁延下准备完成之时已届年底，故马上改刻"9年版"币模，在次年4月再次呈样获准后，改用新模颁发各厂，这就是民国8年袁像币特别少的缘故。

民国8年袁像币模并非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刻

泉界有一种说法，谓民国8年"袁大头"银圆的钢模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雕刻，这种说法十分离奇。众所周知，袁世凯像银圆模具是开制时由雕工精湛的天津造币厂意籍技师乔奇担纲雕刻，他在民国8年时被解职，难道因雕刻师离去，中国就丧失了国币肖像"版权"而必须重刻吗？就技术层面而言，币面主图案不变，只是改年份不是件困难的事。当年广东七三反版先改成七二反版，再将英文改到背面时模具都是由粤厂自行处理的，若说身为总厂的天津造币厂无能力应付币模上纪年文字的改动，简直是匪夷所思。

1981年美国人史威尼的《伯明翰造币厂史》( A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Birmingham Mint ）出版，登载该厂档案室中存有民国8年"袁大头"钢模及样币，币面写有"1949"阿拉伯数字，因找不出其他相关事项的档案记录，故史氏并未作出结论，而在图片说明的年份旁加了一个问号。或许讹传自此而来。

事实上，1980年英国学者李察．伟德发表在英国 Spink 公司期刊《集币通报》上的文章已披露，根据皇家造币厂档案文献，1949年3月时，有一家伦敦的贵金属期货商至该厂洽询制作袁像及孙像银圆的可能性，该厂征询英国政府财政及外交单位，答复是"必须要有该国政府或其合法承接者同意之文件，才可代造钱币"，到5月时，另一家伦敦贵金属期货商也来接洽，皇家造币厂同意先进行刻模，声明若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则须将模具销毁。5月底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向皇家造币厂询问，是否可由中方供应钢模在该厂生产银圆？几天后，第三家伦敦期货商来洽商生产袁像银圆，这时已是6月初，之后所有联系中断。皇家造币厂则继续进行模具开发，并于8月份完成，到1949年12月时，该厂了解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后，即中止结案。由前述数据可以推断：伯明翰造币厂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刻出民国8年袁像币模，除试制了几枚样币外，并没有量产，且时间是在1949年。故国内生产的民国8年"袁大头"，其模具并非伯明翰厂所刻。

"中圆"-﹣银圆中罕见的面额

《国币条例》规定，一圆主币成色仍为90%，五角以下辅币均改为70%。后来财政部以"因时制宜，与原条例略有出入"为由，改成色为89%。同时为实现金本位币制作准备，将五角辅币名称定为"中圆"。1916年（民国5年）7月，财政部应造币总厂所请，先在天津发行了含银70%的中圆、二角、一角3种新银辅币，并力推十进制结算法。

除天津总厂外，1917年2月南京造币厂呈请部颁中圆、二角、一角新银辅币祖模获准，财政部5月下令将翻印新模送总厂复验，再行开制。同年广东造币厂拟开制新银辅币，以未获部颁祖模为由，欲沿用旧模，未被批准。其余各厂，皆未经中央颁给祖模准予制发。根据1935年（民国24年）出版的《财政年鉴》，津厂自1916年至1929年止，中圆产量约123万枚；宁厂自1917年至1923年止，中圆产量约247万枚，总计371万枚有余。由于南京造币厂翻印银辅币新模要先送总厂雕刻洋技师复验放行才能开制，故其出品应与津厂所造者接近。

虽然北洋政府三令五申努力推广新银辅币，但十进制改革效果不彰。到1923年时风潮迭起，十进制几近崩溃：市场仍按含银量折算，新辅币与旧辅币已无分别，天津造币厂还被币制局训令停产。档案中可查到的袁像中圆产量，尚不及同时期一圆主币产量的千分之五。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习用中圆辅币的地方有限，各地最乐用的辅币还是二角及一角。袁像中圆主要在北方各省流通，在十进制改革失败后，使用上无任何便利之处。中圆在上海称"袁像对开"，市价要十三角一二分才能兑得大洋一圆。即使在产地南京，通用的仍以广东、江南、湖北等地造的旧式毫子居多，"大洋角以成色不佳，市面不易行使"。即使是邻近总厂的北京，辅币也是以小洋一角最为通行。

通用半圆者的省份即滥造最多之处，如四川汉字五角，其产量约3900万枚，远远超过津、宁两厂的10倍，其他如云南也生产了上亿枚半圆辅币。

民国3年袁像中圆签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