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元宵节,古时又称元夕。在宋代,青年男女们会趁着宵禁解除外出游览灯会。正所谓“不是重看灯,重看河边女”,严苛礼法在这几日的短暂松弛恰催生出了许多美好的爱情。对于情感丰富的文人,这些美好的情感与景象,更催化了他们的深情与佳作。一袭春景,几夕风月。
“红杏尚书”宋祁的“艳遇”
北宋仁宗年间,正值赵宋王朝的承平盛世,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是都城汴京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夜晚。十里春风裹华灯的美景,吸引着如织游人,也吸引了素好声色繁华的龙图阁学士宋祁。这位因“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之丽句而得名“红杏尚书”的才子那几年正和同僚欧阳修一起奉命修撰《唐史》。虽然公务繁忙,但少年登科、官运亨通的经历让宋祁仍保有一种倜傥潇洒的诗人做派。同在朝中任高官的哥哥宋庠曾提醒他勿要耽于享乐,常思昔年寒窗淡饭之苦。宋祁却不以为然地回敬乃兄,十年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今日吗?
宋祁的骄傲是有原因的,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他和哥哥同科应考,双双高中,宋氏兄弟首擢双魁的美谈一时脍炙京中,仁宗皇帝还特地下令在他们的家乡雍丘修建双塔,以示表彰。随着兄弟俩步入官场,交游渐广,“大宋”、“小宋”的称呼也在朝中流传开来。“大宋”宋庠为人清约庄重,日后官至宰相,是受人敬仰的端方君子。“小宋”宋祁则才子气十足,不但文采出众、博学敢言,生活上也颇有情趣,家中多蓄婢妾声妓,宴饮时手赋新词,即命佳人当场弹唱,再经由好事的宾客一传,宋祁的即兴之作往往成为风靡京城乐坊酒肆的流行小曲儿。
漫步于上元之夜熙攘的繁台街,眼前的奇灯妙舞和赏灯仕女们的窈窕倩影又引发了宋祁的诗兴。忽而一阵人马喧嚣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翠华遥遥,久居内苑的皇家宫娥们也在这一天被特许出宫观灯,与民同乐。宋祁正准备为皇家车队让路,只见迎面而来的一辆宝马雕车忽然掀起半角绣帘,灯影煌煌中,一张施着宫妆的如花娇面向自己微微一粲,轻唤道:“小宋。”车队随即远去,彼姝音容如梦如幻,宋祁惊讶之余感慨万端,当即吟出一阙轻柔儇巧的《鹧鸪天》,记载这番元夕之夜的神奇“艳遇”: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在这首词中,宋祁两次引用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抒写茫茫人海中与那位不知名的宫娥擦肩交目时的心心相印和旋即香尘远去的怅然若失。“刘郎”借用东汉刘晨、阮肇入山采药偶遇仙女留宿、后欲再寻却迷途不可至的典故。暗指彼此因身份地位之隔而不可气息相通的憾恨——毕竟对方是“金屋玉笼”中的贵眷,就算风流如宋祁,身为人臣亦不敢多想,只好将这一腔痴意化入词中,自抒绮怀。
或许是这份可望而不可得的美丽情愫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元夕几天的灯市还未结束,宋祁这首《鹧鸪天》已流传在满城歌儿舞女的莺喉之中,乃至一直传唱到禁城内,宋仁宗也知晓了这番“桃色新闻”。性情宽和温厚的仁宗皇帝遂问当晚叫小宋的是何人,那位宫娥便站出来说:“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曰小宋也,时在车子偶见之,呼一声尔。”她因为前不久某次侍宴时见过宋祁,上元灯夜于街中邂逅,情不自禁就唤了一声,不想却引出一段风月诗缘。仁宗于是召见宋祁,谈及此事,不慎捋到龙须的宋祁惶恐万分,仁宗却引其词意笑侃道“蓬山不远”,将那位宫娥赐给了宋祁。
这段故事见于南宋著名学者黄升编著的《花庵词选》,是附录在才子词人们作品之后的趣话逸闻。其实,纵然未得天子一笑点鸳鸯,宋祁这首词中所刻画的“卿须怜我我怜卿”、“一见知君即断肠”的相知相惜之意,也足以在千载之下感动读者。
深情词客姜夔的月下痴吟
有情人成眷属是说书人的善意,而不知所终的衣香、柳暗花明的凝望,从某种意义上更符合文人骚客笔下元夕春宵花月夜的美学情调,为爱情的升华留下了浪漫的想象空间——并不是每一位宋代才子的元夕情事都能以甜蜜收场。生活在南宋中期的词人姜夔,就和深爱多年的女子在元宵节前后分手,承受月圆人散的失恋之苦,并为此怅惘了一生。直到年届不惑、儿女双全之时,深情的姜夔仍会被元夕佳节的灯火勾起心中刺痛,写下多篇缠绵悱恻的忏情小令,在宋代元夕词中点染出一抹独特的凄艳之色。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在文学、音乐和书法方面都禀绝世之才,更兼品貌秀雅、性情孤洁,被时人赞叹有魏晋高士之风。然而,清才和浮名并没有为姜夔带来多少实质的幸福,少年贫病失怙,青年屡试不第,他一生中的大多数年头,都是携琴箫书画漂泊于江淮之间,居无定所,四处寄食。好在当时偏安江南的士大夫群体中流行一股风雅的养客之气,“南宋四大家”中仕途显贵的杨万里和范成大,都赏识姜夔的诗文辞采,将他聘为门客,诗坛前辈萧德藻更是招其为侄女婿。
以一布衣之身抱得名门千金,以当今的世俗眼光看来可谓齐人之福,但在姜夔此时及之后的词作中,并不见爱情美满的喜悦,却一再流露出对少年时代某段悲恋的怀念,这便是姜夔词集中著名的一个主题——“合肥情事”。据民国词学宗师夏承焘考证,姜夔二十出头时客居合肥,爱好音律的他在勾栏中结识一位解语善奏的妙龄歌姬,彼此引为知音,相恋数年。但战乱和生计迫使姜夔辗转他乡,与爱人几番离合,最终天各一方。两人最后一次分别正值上元时节,在满城春柳和红莲灯笼之下,姜夔离开了钟情十余载的女子,此后他一生再也没有机会重临合肥,亦再也无法如常人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岁岁元夕。
多年之后,姜夔曳裾于都城临安的豪客之门。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的元宵节,临安城沿袭着北宋时期提前放灯的习俗,才到正月十一,西子湖畔已是花灯如昼。姜夔肩上驮着粉团团的小女儿,挤在嬉乐的人群中,想去寻觅一些苍茫人生中的琐碎欢愉。在其词作《鹧鸪天·正月十一日观灯》中,记载了当晚的见闻与心绪:
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 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
眼前回光返照般的极致声色,让姜夔怀念起过往生命中美丽易逝的瞬间,悲从中来,游兴陡失,悄然退出了俪影成双的欢游队伍。到了正月十五当晚,他害怕触景伤情,早早闭门高卧,却难以成眠,只好“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此时,距离他与合肥歌女初识已过去二十年,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化成了元夕夜的一宵春梦,梦醒愁思愈浓,姜夔用与之前同样的词牌慨然长叹: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在这首副题为“元夕有所梦”的词中,姜夔用绝唱般的深情追思淮南皓月下的旧爱。虽然今生情缘已如梦幻泡影,但他坚信二人曾经的感情真挚皎洁如元夕满月,对方一定也会在年年今夜因嗟叹往事而沉吟不眠。初分别时的痛苦心潮,如今已被时间磨损,说是“别久不成悲”,其实悲哀化为了更加深沉弥远的憾恨,与红莲灯的隽永意象一起牢固地埋在词人的心头。
躲过了正月十五,情难自禁的姜夔又忍不住出门去赏灯散心。并写下最后一首词,副题为“十六夜又出”:
辇路珠帘两行垂,千枝银烛舞僛僛。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欢正好,夜何其。明朝春过小桃枝。鼓声渐远游人散,惆怅归来有月知。
如旧的东风,如旧的佳节,欢游往事历历,却像已隔三生。唐代诗人杜牧亦曾因机缘变幻错过意中女子,留下“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怅叹。姜夔以此自喻,感叹风流易逝,空留悔恨,一捻余情唯有今宵孤月怜知。杜牧尚有遍赠珠帘的艳名,姜夔一生作品中不停怀念的却只是这一段情。明朝新春将至,又是桃花盛放时,但看花者春心已死,人间一切繁华美丽已与他无关。
就在写下这组元夕悲恋词作的前后,姜夔在事业上也受到了一番打击。这一年,他有感于国家南渡后礼乐不全,典籍散佚,遂撰《大乐议》、《琴瑟考古图》等上书朝廷,但没有得到重视。后来,姜夔再次献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获得礼部的青眼,并被破格“免解”,也就是不用经过解元的乡试,可直接参加由礼部举行的省试。但他依然在应举时落选,从此完全绝了仕途之念,以布衣之身落拓终老,也让姜夔养成“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词风。而那几首元夕词,却格外荡气回肠,记录着这位薄命才子郁郁多年的不悔深情。
以“情”抗“理”的宋代元夕
纵观两宋三百年的词坛,名家们在元夕夜题咏和感叹爱情的作品不胜枚举。欧阳修憧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佳境,柳永捕捉到“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的幽欢,辛弃疾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惊艳瞬间击节而叹,孀居的李清照自认中年多难的自己无有那些有着生命热情和欢爱渴望的少男少女的逸兴,只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些著名辞章中闪烁出的华美情思,与人们印象中宋代理学盛行、礼法森严的生活氛围似乎有所出入,难道那时的才子佳人真可以在月下自由相约、掷果定情?
这与当时的社会心态以及元夕独特的民俗有关。在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富足的生活滋养了人们性情中的浪漫一面,使宋代的市民阶层有精神余力去追求世俗之乐。宋代笔记小说中多见对城市生活与享乐之风的记载,“游湖”、“纳凉”、“开炉”、“赏雪”等休闲趣目穿插于频繁的节庆中,丰富着人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体验。宋人所追求的现世幸福,自然也包括美满婚姻与真挚爱情。在宋词创作中,正是以相思欢爱为主题的作品数量最多而成就最高,它们的作者从公卿到庶民,折射着普遍存于宋人意识中的肯定真我、渴望真情的心态。华灯达旦不设宵禁的元夕佳节,正是这种心态集中释放的出口。
元夕行乐的习俗兴于隋代,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三夜”而欢闹升温。至宋时,因“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之屡丰,宜士民之纵乐”,宋太祖下令将元宵节又增设两夜,由朝廷主持都城汴京的灯会与庆典,鼓励男女老少、官民僧俗皆来玩赏。这种全民狂欢的情调使得宋人对于元夕有着别样的期盼,特别是对于久居深闺的女子们而言。正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游园时春心萌动,璀璨的花灯和欢腾的气氛为女儿家带来一种心照不宣的诱惑,她们在这晚盛妆出行,头戴蛾儿雪柳,足踩俗称“错到底”的时尚凤头鞋,让自己成为灯火之中的一道丽景,也牵动着四周翩翩少年的目光。南宋词人刘辰翁一语道破了宋代男士们元夕之夜的心态:“不是重看灯,重看河边女。”
元夕弛禁为原本授受不亲的世俗男女创造了自由接触的空间,浪漫的灯夜更是营造出一见钟情的如梦佳氛。嬉笑冶游之际,礼法禁律退居其次,从眉目传情到私换信物,宋代城市青年男女们将平日压抑的内在热情于元夕狂欢夜大胆释放。
他们明知此举不容于伦常家规,五夜灯节一过,宵禁重启,那森严的礼教又将凌驾于情感之上,扼杀这番未经媒聘的恋爱。游戏感情的人会把元夕艳遇当作人生旅途中一个甜蜜片段,但对于痴情者而言,为了这一份人月双圆的相知相恋,或许要付出多年乃至一生的等待与寻盼,这就使得情人私奔成为宋代元夕之夜的常见行为。
宋人罗烨笔记小说《醉翁谈录》中记载了一对青年男女私奔的故事:元夕夜,张生路过慈孝寺殿前,拾得一方裹着香囊的红绡手帕,上有女子笔迹写着“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来年上元夜请于某处相待,车前有双鸳鸯灯者是也”。
第二年元夕夜,张生如约而至,“认得双鸯灯,果得之”,与帕子的主人、某太尉家中偏室李娘成功会面。二人互诉衷肠,并于次夜私奔出城,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宋代,有不少像李娘这样对婚姻不满的女子趁元夕夜出游另觅佳偶,虽然并非人人都能如愿收获美满新缘,但她们勇敢追求爱情的行为冲击着封闭的社会心理,为文人墨客所感所传,从而启蒙了更多青年男女以“情”抗“理”,光彩灼灼地彰显出内在生命的本真。从这个意义上,沉淀下无数温馨花絮的宋代元夕无愧于“情人节”之名。人生有限,王朝有终,那承载着一段段不了真情的宋代元夕词,却穿越时空感动后人,成为人们文化心灵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