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与众多货币的纠葛：历史抉择的困惑

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是铜钱，也称制钱。自秦朝统一后，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秦到隋，以记重为主要标志，如半两、五铢。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废弃两铢体系，铸开元通宝，此后多为年号钱。

价值最小的小平钱也称一文钱，重量多为一钱，大约3～4克间不等，成语“一文不值”、“一钱不值”由此而来。不拘泥于重量限制，是金属货币摆脱商品属性，增强货币属性的重要一环，但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商品属性。其中的分寸掌控，不受制于人力或者某个单一因素，而由社会整体来决定。

铜币在世界其他地区多为辅币，价值较低。而在东亚地区，通常作为主币使用，长期来看对于商业发展不利。尽管值低，但是政府遇到困难，也会铸造当十、当百、当千的大铜钱来纾困，比增加税收有隐蔽性，道理和发行大面额纸币相同。

铜钱币值的剧烈变化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来说伤害不大，很多简单的买卖退到以货易货并不困难，不过对承担分配功能和追求更高利润的商品经济却会造成严重伤害，令其恢复缓慢。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历史中，这种事情频频上演。而以金银为主币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商品经济虽然也会经常因各种原因受到破坏，但民间留有资本，更易迅速恢复。

中国直到唐朝天宝年以后，白银才被正式用于财政税赋，逐渐取代粮食、丝织品等实物。如果将铜钱换成白银，假设一千文铜钱等值一两白银（铜银比价经常变化，没有定值），那么重量将减至百分之一。

如此一来，非常轻便，古代的很多大额交易就是这样进行的。有人因此对宋元明清商业繁荣的想象中，把白银的货币功能发挥到极致，甚至认为所有的兴衰皆由白银引发。

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古代商业中主要是称重使用，更突出商品属性，前有著名的西汉金饼，后有各种大额银锭。尽管“两”、“钱”等重量单位对于贵金属也是货币单位，但是真正有实用价值的贵金属货币在中国历史中却极为罕见。

贵金属的货币功能主要体现在作为稀有商品方面，和早期的青铜、布帛相同，贮藏、大额支付两个功能突出。比如很多百姓将其视为终极保障，不肯轻易出手。另外政府财政税收最后以银两计算，通常要铸造成五十两的大块银锭。

贮藏与大额支付的货币功能被强化后，流通量和周转率无法放大，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更重要的货币功能就被削弱了，始终不能取代铜钱的地位。由于白银均以两计，所以称为银两制度，与铜钱制度并行。二者各有分工，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倒也相得益彰。

左图：西安窖藏出土的成堆西汉金饼。

右图：西汉金饼直径6.3厘米，单枚约重250克左右，合汉制一斤，价值极高，不便流通。

银两制度并不是商品经济下的银本位制度，不能充分发挥货币的全部功能，流通过程非常麻烦。白银都是称重使用，所以称量、切割是必经手续，也是“散碎银子”等词汇的由来。再考虑到成色、作伪等因素，其复杂的换算和识别技巧，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众多商家都很难掌握。

清末银两制度混乱，库平、关平、漕平、市平并行，即使白银单位均为一两，重量也能相差一克左右，给交易带来不便。另外反复的熔化、铸造过程，产生白银损耗，还变相增加火耗赋税。

　　明代小说《金瓶梅》（崇祯本）中的插图，商家做生意时用天平秤银两。

左图为清末五十两税银银锭，重约1.8公斤，俗称“元宝”，铸造后中间形成凹陷。中间凸起的元宝造型出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历史上并不存在。右图为明朝窖藏的散碎银子，切割使用痕迹明显。

美洲白银的出现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在欧洲和中国的表现却天差地别。白银流入欧洲，充分发挥各种货币功能，促进工商业和城市发展，重组社会财富结构，成为引发社会变革的一项积极因素，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早期不能诞生银币还可用缺少银矿做解释，至明清两朝，通过外贸出口丝绸 、瓷器、茶叶，换回大量白银，却依然保持商品交换的本色，财政功能为主，货币功能极差。大量白银虽然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却没有引发社会变革，即使流入再多，影响也有限。

从世界范围看，流入中国的白银只是暂时进入了一个硕大的蓄水池。后来鸦片贸易兴起，又大量流出，前后白忙。

中国局部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后，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说，也引发过一些讨论。其实类似的萌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中有很多，不过萌芽毕竟只是萌芽，和近代欧洲形成的商品经济相比，离最后开花结果还很远。

明清经济有总量支撑，阶段性繁荣不假，但是商业繁荣不等于商品经济先进，银两与铜钱两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极为繁琐。而繁琐的货币制度很难为追求迅捷的商品经济提供有效服务，不过这样的认识是后人通过对比得来的，当时的人并不知晓。

有人设想，如果中国能早一点全面发挥贵金属的货币功能，激发商业潜能，能否将大航海、科学革命，甚至是工业革命的成就揽入怀中呢？估计还是不行。西亚、中亚、南亚的货币和欧洲系出同门，始于古希腊和波斯帝国时期，亚历山大东征后广泛传播。但是一直使用金银币的伊斯兰世界，包括印度，同中国一样，在近代也没有优秀表现，可见贵金属货币并非万能灵药。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或贸易额可以很大，但不能产生贵金属货币却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佐证。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早已知道贵金属货币的作用。唐朝时外国商人在中国沿途都曾使用，可就是不能生根发芽。

以唐朝之盛，兼收并蓄，国际化的经济尚且不能产生国际化的货币，其他时期恐怕更加困难。中国人似乎长期意识不到称重使用贵金属的高昂交易成本，这与书写汉字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带来的不便相似。各种麻烦本来好像都可以避免，只要在铸造铜钱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即可。

没能迈出这看似简单的一步，究其原因，应该是中国的生产、商业、军事、政治等因素综合相互影响后，为抑制商人势力坐大，导致作乱而做出的一种选择。毕竟贵金属货币只是商业领域的重要内容，而不一定是中国社会的必需品。如果为了避免商业上的麻烦，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那可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从贵金属到贵金属货币，这一步之遥，在西方浑然天成，但在中国势比登天还难。在经济领域，西方相信金银远胜于相信教皇和国王，相对来说货币制度稳定，无所谓私铸，不关乎正统，结果是商业高效压制政治高效，因此也会抑制大范围中央集权的产生。

而在中国，尽管使用铜钱会造成货币制度不稳，私铸泛滥，钱币上的年号甚至比钱币的材质更重要。但因为轻便实用的贵金属货币所代表的商品经济与农业中央集权有潜在冲突，结果就是政治高效压制商业高效，令商品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中国商人都不能随意操控贵金属成为货币，古代中国人善于经商的说法肯定缺乏含金量。

不论是记重、记值，甚至是无值，具有标准重量的小额贵金属货币在中国历史中非常罕见，却还不至于绝迹。战国时楚国的郢爰可以视为黄金货币，但用时很短。南宋时期，在繁华的都城临安，民间曾经出现过具有金币性质的小型金铤、金叶子、金牌，不过流通范围很窄，仅限于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同期金朝有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记载，是一次很正规的政府行为和尝试，可是不成功。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曾发行承安宝货银铤，面值有五种，其中的一两、一两半，虽然还是记重使用，但因额小，就像秦汉的半两、五铢铜钱一样，具有典型的货币特征，与其他的大额银铤、银锭等税银不同。

可是此时金朝的经济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市场上白银与铜钱和纸币的法定比价不能维持，很快出现私铸、掺假，民商拒用，政府于承安五年被迫停止铸造。承安宝货是一个匆匆过客，它再次验证了农业中央集权和商品经济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所以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找不到贵金属货币大范围使用的成功实例。

左图：楚国郢爰金版。右图：切割后的小块郢爰，1.5厘米见方，重约8克。

左上：南宋金铤，重37克。左下：南宋金叶子，重37克。右上：南宋金牌，重3.85克，右下：承安宝货一两，重40克。

中国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西部地区喜欢用南亚、中亚的金银币，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银币铸造也首先出现在这些地区。西藏地处偏远，与尼泊尔经济往来密切，多用尼泊尔铸造的银币。

乾隆末年，当地官员奏请朝廷后铸造“乾隆宝藏”银币，随后嘉庆、道光两朝也有铸造。左宗棠在新疆平定阿古柏事件之后，因当地惯用银币，只好依照当地天罡银币的重量，于光绪初年曾铸造“光绪银钱”。以上两例都是中央政府为加强边疆管理，被迫采取的措施，并非本意。

西藏、新疆与外部接壤，使用银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但因生产技术落后，并不代表经济繁荣，只是歪打正着，成为中国官铸银币的先驱。

中国汉文化区最先使用外国银币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中，银币大量流入，部分上缴熔化，部分在民间流通，既保值又方便，远非银两和铜钱可比。

《南京条约》中的赔款规定为银币，一方面表明英国人对银币的使用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外国银币在中国的巨大流通量。鸦片战争后，民间对银币需求旺盛，银两制度遭到冲击。为求银币交易的便利，中国商民甚至愿意承受较高的兑换损失，用足银等重交换含银九成的银币。

　　曾经在中国流通的部分外国银币

清政府行动迟缓，几经试铸推广不力的周折后，依照国际通行标准的重量和成色，于1890年在广东铸造“光绪元宝”龙洋，记重七钱二分，重约27克，商民乐用，成效显著。

此后各省纷纷效仿，银币开始在全国流通，与银两并行，并逐渐由两钱记重改为圆角记值。中国终于追赶上了古希腊的脚步，迎来了货真价实的商品经济。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彻底废弃银两制度，建立银本位制度。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制造流通的几种银币

大量使用机器制造银币后，圆形方孔铜钱沦为辅币，而且其铸造工艺已显落后。1900年广东首先制造机制铜元，俗称铜板，各省陆续跟进。起初为保持传统，还尝试制造机制方孔圆钱，随即发现费力不讨好后便放弃了。孔方兄终于谢幕，完成了二千多年的使命。

由此可见，所谓传统既非与生俱来，也非一成不变。在技术进步、成本制约、环境改变的多重压力下，改变传统有时很容易。告别孔方兄一夜之间完成，至今也无人提倡恢复，也无人因此指责国人忘本。铜元需求量巨大，民国初期，许多地方政府海量制造，也引发过通货膨胀，不过恶劣程度比纸币低。

　　清末民国时期的多种铜币

当中国人正在习惯银币在商业上带来的便利时，贵金属货币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是明日黄花，难以承担为社会迅猛发展和巨额经济总量服务的重任，逐渐被纸币替代，中国再次被迫跟进。

1934年国际银价飙升，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停止大量铸造银币，1935年推行法币，放弃了短命的银本位制度。但是不论官方和民间，出于对纸币的不信任，银币用量依然很大，一些地方政府也曾继续铸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银币才逐步退出流通。

银币在中国大量流通也就百余年，由中国各阶段政府大量铸造前后共约60年，正值国弱民贫的乱世年代。值得深思的是，从清末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和民间资本迅猛发展的阶段，正好是铸造和使用银币最广泛的阶段，期间袁世凯像银币（俗称袁大头）是中国铸造量最大的银币。

在既埋葬清王朝，又维持军阀混战的过程中，革命与割据交织，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重要媒介之一就是那一枚枚银币。1927年前后，国民党战胜或收服各路军阀，随着中国渐趋统一，统一货币也势在必行。

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抗日战争中为抗战胜利做出过贡献。但是低效的统一无法实现纸币取代银币，乱局得以延续。随后纸币的滥发令很多私营工商企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只有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大财团获利丰厚，而地方商人只能继续相信银币，并和地方军阀合作。

银两和银币在中国的利弊得失，一言难尽，二者的功能也经常被混淆。银两带有中国的乡土气息，银币则尽显西洋镜中的景象。铜钱和铜元传承有序，互不干扰，没有什么争议，也符合贱金属的历史地位，不像金银要背负很多压力，直到今天也不得安宁。

文章来源：古钱币交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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