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支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直至抗战结束,才撤离。
在这期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选举干部时,选举人在一张桌子前面,后面放一个碗,选民选谁,就在他后面在碗里放一颗黄豆,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
抗战结束后,观察组的几位记者,向蒋夫人赞扬起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
宋美龄感触良久,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回身,说出了她毕生最悲哀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金钱的真正滋味。”
宋美龄说此话的同时,我党有一人早已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他手握十二万黄金,1000多万美金。
解放后,巨资全部上交国家,只留下了3枚银元。
此一人,便是红色资本家:肖林。
1915年,肖林出生于重庆江津李市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靠草纸制作为生,虽是村夫,深知文化能改变命运,肖林刚启蒙,就被送到一家小学堂读书。
1929年,肖林考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期间,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因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学校怀疑他是共产党,强制勒令他退学。
肖林来到江津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他结识了一名女教师周敦婉(江津地下党第一书记)。
在这位“江津才女”的帮助下,他开始在这所小学上课,还练习写诗。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到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那一年,他还加入了重庆救国会。
1937年4月,肖林被派往上海民生公司做采购员。
1939年7月,肖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卢作孚秘书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提供经济情报。
彼时,周恩来遇到了一个难题: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停发了我党军队的粮饷,对共产党搞经济封锁,再加上战争日益残酷,物价飞涨,我军物资和办事处的经费,十分紧张。
为打持久战,解决经费问题,成了周恩来的头等大事,思来想去,周恩来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条战线”:经济战线。
于是,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挑选有经济头脑的地下党员,下海经商,为我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肖林来到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之所以要来这里,是因为得到川东特委的指示,说是周恩来要见他,有重要工作任务交代给他。
肖林很是纳闷:什么样的任务,值得我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
是不是要我离开民生,有新岗位?还是自己秘密办的《人力周刊》要进一步扩大发行?又或者是,要把我调往延安?
当天夜里,肖林辗转难眠,他此刻意识到这次任务不简单。
第二天晚上,肖林在钱之光的引领下,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钱之光先给周恩来介绍肖林的情况:从入党,以及后面肖林在民生公司上海采购部工作,对抗战时期重庆市场行情,肖林都了如指掌。
肖林调回重庆后,分管民生重庆物资部,如今又是卢作孚的秘书,和诸多商业大佬往来甚密。
周恩来听完介绍后,很满意人选,开口说道:
“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商量一件事情。钱之光同志可能有些知道,党的活动,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要有经费,从哪里来?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要自己去开辟财源,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要商量的主要问题。”
接着周恩来分析起,”皖南事变“后我党面临的经济困局,说:”我们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像延安那样,开荒种地,丰衣足食,怎么办?需要我们灵活运用国统区的条件,做生意,赚大钱!“
周恩来向肖林下达三条指示:
一,经南方局决定,你从现在起,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方面,你与钱之光单线联系。
二,南方局给你提供30两黄金,下海经商,干什么自己决定。
三,党什么时候要钱,你们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周恩来怕肖林有什么顾忌,给他定调:”你从事经商,有公开的一面,像一般老板那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隐蔽的一面,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得公开。
做生意就是赚钱,不要怕别人戳你脊梁骨,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党,为了人民。“
周恩来的一席话,着实出乎肖林意料,敢情组织让自己去当资本家啊!
想到自己在《人力周刊》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丑恶罪行,想到自己对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猛烈抨击,居然自己也要去做”剥削者“。
肖林简直就想大笑,他觉得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可一看到周恩来严肃认真的表情,他才意识到是组织交给自己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任务。
临走时,周恩来说道:”组织上给你派一位女同志,她叫王敏卿。你和她假扮成夫妻(后两人结成正式夫妻),她能给你打掩护,社会上你和她专职经营。”
肖林面对新的大挑战,毫不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坚定的话:“这是对我党性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肖林领到30两黄金的启动资金,与王敏卿一起回到重庆江津。
1941年4月,位于重庆江津县城, 一阵鞭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一家名叫“恒源字号”开张营业,前来道贺碰场的人络绎不绝,商行经理是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迎来送往间,已透着独当一面的老练成熟。
这位年轻的商行经理,便是肖林。
他把店铺开在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段,在民生公司工作多年,肖林清楚当下什么产品最为紧俏,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产作为他的主营生意。
肖林深知,前方战事吃紧,要想商行尽快盈利,只有扩大规模,才能为党组织提供更多财富。
不久,“恒源字号”重庆分号成立,随后“恒源字号”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办事处,收购土特产。
到了抗战后期的1944年,为筹集更多资金,壮大革命队伍,经钱之光批准,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业务范围扩大涉及到了木材、西药、五金等。
肖林在民生公司工作那些年,锻炼出来的生意头脑,在这时发挥出强大的能量,搞出了一套生意链:江津---重庆---湖北三斗坪,三点一线,从湖北宜昌三斗坪进货土纱,贩卖到江津;代理中国植物油料厂在江津收购菜油;又从江津贩运食糖到重庆出售。
总之,什么赚钱就倒腾什么,肖林很会抓住商机。
比如,1937年,国民政府把重庆定为陪都后,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重庆当地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改变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早晨起来用毛巾洗脸、牙刷刷牙,上厕所要用卫生纸。
于是,肖林想尽办法从湖南进了好几吨手纸,从上海引进大量牙刷、毛巾,囤积于重庆,再逐次抛售,仅此一笔就赚了上百万法币。还在贵阳、昆明、武汉建立了分销点。
肖林有那么一句话:“什么叫赚钱?只要有一分钱就要赚,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做。”
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时间,1800多个日日夜夜,为实现商行壮大目标,肖林夫妇每天起早贪黑,精打细算每一笔买卖,把“唯利是图”发挥到极致。
周边的乡亲父老,很不理解,以前的肖林是一个大好青年,一夜之间,咋变成了见钱眼开,十分抠门的资本家,工人们经常在肖林两夫妇背后,指指点点。
更让人费解的是,日进斗金的肖林夫妇,居然住在江津东门救济院附近的一所破房子里,经常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当时,王敏卿刚生下孩子,一到下雨天只能抱着孩子,枯坐到天明,后来,小儿子智残,夫妻两人从未一分不该动的钱给儿子看病。
亲友、工人背地里说他们的风凉话,肖林夫妇心里清楚,面对这些,比起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肖林、王敏卿夫妇的脑海里,牢牢地烙印着周恩来给他们的一条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拼命的找钱,挣钱,成了夫妇俩唯一的信念。
开国大典上,有这样一个画面,毛泽东旁边站着许多民主人士,张澜、李济深、沈均儒等。大家想过没有,这些人是怎样到达解放区的?
当时一条水路,一条陆路,肖林就在上海负责水路: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坐货轮到大连。
肖林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做这些事情?而且还做得那么巧妙,悄无声息。
1946年8月,上海浙江路一栋五层小楼里,一家名为“华益”的贸易公司,正式开业,老板正是肖林。
抗战胜利后,他得到周恩来的指示,把公司全部转移到上海。连年战乱,货运交通十分困难,全部各地日用品短缺。
肖林动用“民生”公司关系,从上海采购日用品,运往外地,批发地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抢占市场,谁就赚钱,肖林赚了个盆满钵满。“华益”借此迅速壮大。
与此同时,肖林夫妇还想方设法融入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个圈子,以谋求”政治庇护“。用金钱开路,搭上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人,利用一切关系为我党赚钱。
财神来了,挡也挡不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来接收上海时,侵吞了大量日本财产,调到青岛驻防后,他一分钱也不敢花,租了一所房子,派人昼夜把守。
只因王敏卿的哥哥,是李弥前妻的表弟,有了这一层关系,肖林夫妇俩洞悉到了李弥这一秘密。
两人迅速到青岛注册了一个华益分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攀上李弥的妻子这条线。李弥妻子好打麻将,肖林两口子就天天陪她玩,只输不赢,赢得她心花怒放。
一来二熟,李弥认为这两口子就是他们家的财神爷,就请他们吃饭,并当面提出:我投资公司,赚了钱我们对半分。
肖林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场答应了。
有李弥的掩护,为华益刷上了重重保护色。山东解放区和上海之间的生意往来,肖林做得有声有色,赚取巨大差价,为华益带来滚滚财源。
一天,上海的码头上,一艘艘军舰陆续抵港,一切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藏玄机。
这里面除了花生油,还暗藏大量的黄金、美金、法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山东解放区当年击败国民党六个师三个集团军,缴获大量的黄金、美金、法币,尤其是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
山东胶州负责经济的薛暮桥见此情况,向中央建议,不如变废为宝,把这些法币连同黄金、美金全部运回上海,在市面上流通,成为一笔很大的财富,成为党组织在上海开展工作的活动经费。
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交给肖林负责。
如何把这些黄金、法币、美钞,悄无声息地运回上海,肖林略一琢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肖林找到李弥说:”山东那边的花生油,倒在地上都没人要,而江浙一带的花生油,3倍的价钱都不定买得来。“
李弥听到这么诱人的价格差,连忙说:”那咱们也做一把。“
肖林面露难色的说:”我没有船,没有运输能力。“
李弥神秘一笑,说:”我可以啊。“
于是,两人密谋一番,动用军舰搞一次所谓的军事演习,帮他们运输。
肖林做了600多个花生油桶,油桶的上半部分一小点装的是花生油,油桶倒过来,里面塞的全是黄金、美元、法币。
这笔黄金、美元、法币到了上海后,打通杨虎、主管码头经侦工作的阎锦文等环节,把一部分民主党派的人士、社会贤达以及知名人士全部安全地护送到了解放区。
上海生意场上的顺风顺水,并不代表危险不会降临。
1948年4月,重庆《挺进报》事件后,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庆工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刘国定还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和昔日同窗。
1948年6月,刘国定带着保密局的特务出现在上海,对肖林、王敏卿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当初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武汉的一名地下党员接到了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紧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情况危急,迅速转移!“
吴震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上海局负责人钱瑛同志,钱瑛闻讯后大惊失色,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国定、冉益智先后叛变,这是怎么回事?
来不及多想,钱瑛意识到事态的危险!
钱瑛果决的切断与重庆方面的联系,将凡是与刘、冉二人接触过的人员立即转移和隐蔽,她带着机密文件和几个骨干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当刘国定带着特务到达上海后,立即去上海局妄图去抓钱瑛,但已经是人去楼空。
没抓成钱瑛,刘国定大感不妙,又扑向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他觉得抓到吴震,必然能抓到肖林,等到了和成银行,吴震早就跑没影了。
刘国定瘫软在地上,特务们气都不打一处来,对他一阵指责。而后,刘国定爬起来,似乎想起了什么,经过一夜的折腾,抓到了几位没来得及转移的地下党员。
此时的肖林,一直秉承着钱之光同志的指示:若与党失去联系,赶紧隐蔽待命。找不到吴震,刘国定必然无法找到肖林夫妇。
刘国定还不死心,他与上海保密局紧急研究,分析情况,试图在各个渠道找到肖林和吴震的行踪!
恰在此时,刘国定突然得到了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毛人凤要在南京亲自接见他,并给他颁奖。
叛徒刘国定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要去南京获奖上面去了,也没心思抓人了,就在刘定国要离开上海时,肖林通过关系把吴震秘密送往香港。
事后,肖林对妻子王敏卿说道:”好险哪!要是让刘国定找到我们,我和你都得进渣滓洞。个人牺牲是小,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巨大损失了!“
怎么不是呢?华益公司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也是我党南方局领导下的两大经济支柱之一。
解放后,肖林在一份材料中这样回忆说:”当年我们送了多少钱,送给哪些人钱完全没有印象,只要中央通知一到,我提款就去送人,双方不问彼此的情况,只要暗号正确,我交钱就走。“
华益的规模越做越大,坐拥数不尽的财富,肖林却始终两袖清风,除了必要的应酬,绝不挪用公司一分钱。
多年来,他和妻子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承诺:”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新中国成立后,有记者去江津采访肖林以前的一名下属:“肖林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下属开口便说:“你说肖老板啊,财迷得很!到他家里吃饭,十次都吃剩饭菜,都是外面应酬打包回来的,从来没有吃过新鲜饭菜。”
作为一名资本家,他并非没有钱去吃一顿好的。
肖林有一件衬衣,解放前,男士衬衣的领子都是布壳做的,洗两三次就立不起来了,肖林的妻子在领子背后缝了三次布才让它立起来,以方便肖林打领带。
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并非没有钱去买一件衬衣。
而是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保证党的经费有足够的开支。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经费,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军需,军烈属的抚恤费用等,都凝聚着肖林、王敏卿的心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被成为“地下党秘密金库“的华益公司,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宣告撤销时,肖林把自己丰厚家产全部上交给党组织,其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在陈毅市长面前,肖林提出了一个不请之情:希望留下3块银元,作为他们在红岩经济战线工作永恒的纪念。
陈毅听到这样的请求,早已感慨万千,郑重地点了点头,同意了。称呼肖林是党的“红色掌柜”。
肖林离休后回到重庆,保存的三块银元交给了重庆红岩博物馆,希望廉洁奉公的无私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宋美龄的那种金钱滋味,肖林的三块银元,给出了她想要的答案!
沉浮商海,却一介不取,三块银元,镌刻着那段厚重的红色过往,也是肖林夫妇无私忘我奉献一生最好见证!
参考资料:地下党的神秘送款人——清贫财神肖林
红色掌柜肖林回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金库”华益公司
“红色掌柜”肖林的秘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