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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器,砚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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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器,砚独例外

君子不器。但若这“器”指砚台,或许可以考虑。

我们常说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是排在最后的。而事实上,砚台出现得最早,是“四宝”当中的老大哥。现有考古发现中,有5500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研磨器。

红山文化时期研磨器

  北宋的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砚谱》中写:“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他记载的应该是个传说,因为“砚”字到汉代才出现,甲骨文里是没有的。

  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传说故事,都证明了砚的历史久远。

  文房四宝中,墨易磨耗,笔不耐用,纸易损坏,唯有坚硬的砚台可以留驻于千秋。这算是砚台的其中一个品格吧。

  明代的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说:“文人之有砚,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相亲傍。”

  “人磨墨,墨磨人,磨墨人。”文人爱砚,除了砚与人关系之亲密,大概还有砚也能照鉴自己的原因。

  砚字的左边是个石字,说明它的制作材料主要是石材,此外也有以陶、瓷之类为材料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石材都可以用来制作砚台,所以砚台的名称常与材料产地或材料名称有关。

  如端砚、歙砚、洮河砚、祁阳石砚、五盖山砚,等等,都是以砚材产地命名。

  如红丝砚、澄泥砚、牙雕砚、瓷砚、玉砚、漆砂砚、砖砚、瓦砚,等等,则是以材质来命名。

  也有以形制来命名的,如箕形砚、石渠砚、抄手砚、蝉形砚、随形砚,等等。这属于审美意义上的命名,大概是随“赏砚”兴起的。

  不管砚台被赋予多少艺术含量,实用都是它的首要功能。

  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红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出现,所以考古发现的研磨器虽然可能不是用来研墨写字的,但可能是用来研墨颜料给图案上色的。

  经过历代摸索,人们终于发现了最适合做砚台的理想材料,于是就有了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这“四大名砚”。

歙砚

  山东也出好砚。境内所产诸砚通称“鲁砚”。

  在构思立意上,鲁砚特别讲究天人合一、简朴大方、大巧若拙等艺术理念。而这,也正是山东人的气质特点。

  鲁砚声名远扬,离不开两大名人:一个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个是书圣王羲之

  ——尼山砚因产自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而得名,琅琊紫金砚因产自王羲之故里琅琊临沂而得名。

  尼山砚石,色呈柑黄,有疏密不匀的黑色松花纹,石面细腻,抚之生润,制成砚台下墨利,发墨好,久用不乏。《兖州史志》记载,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尼山砚始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

  紫金砚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实物流传极少。根据文献,“紫金石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北宋大书法家、画家米芾很喜欢紫金砚,称其为“人间第一品”。

  红丝砚的产地在青州。唐代的柳公权在他的《砚论》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论端、歙。”宋代的苏易简也认为“天下之砚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

  红丝砚古朴自然,纹理极具变化,文字、动物、山水、人物等图案都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人产生无尽遐思,再加上它温润如玉的质地,一砚在手如握美玉,给人以淡泊宁静的舒适感。

红丝砚

  徐公砚产于沂南县青驼镇,早在唐宋时期即负盛名。徐公砚多为不规则扁平状,边生细碎石乳状的石纹,软硬适度,石色沉静,有青、黄、绿、茶、桔红等多种颜色,清新淡雅。至于其名字的由来,则与唐代的徐晦有关。

  据传,徐晦赴京赶考,途经青驼镇,偶然拾得形色可爱的石片,试磨成砚。在京会考时适逢天寒,砚墨结冰,考生均受影响,唯有徐晦,砚墨如油,书写流利,一举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徐晦定居捡石之地,人们将村名改为徐公店,砚石也被称为徐公石。

  宋朝文人生活雅致化,大家喜欢聚在一块儿吟咏酬唱,也会将自己收藏的珍稀砚台晒出来共赏。所以宋代形成了考证砚石、砚台,玩赏、收藏砚台,包括在砚台上书写铭文的“赏砚文化”。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迄今能看到的第一本关于砚台的著作《砚谱》,是北宋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写的。此外,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等则被收录进清代的《四库全书》。

  在古代,文人对砚有“砚田”的比喻,因为就像庄稼人的生计要靠种田,读书人想要功名和富贵,一辈子就离不开这块砚,所谓“我生无田食破砚”。

  说起“砚痴”,米芾必须算一个。

  北宋何薳的《春渚纪闻》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关于米芾的趣事:

  一天,宋徽宗和蔡京谈论书法,兴致来了,就召来米芾写字。米芾左顾右盼寻找笔墨纸砚,宋徽宗将御案上的端砚借给他使用。没想到米芾写完后竟然捧着砚跪下:“这件砚台已经被臣用过了,不能够再供您使用。”宋徽宗自然听懂了他的小心思,便把这方砚赐给了他。米芾大喜过望,手舞足蹈,砚台里的墨汁沾染了衣袖他还春风满面。宋徽宗笑他:“这癫名,真是名不虚传。”

米芾的《紫金研帖》

  米芾的作品《紫金研帖》中也记录了一个和砚有关的故事。说的是苏轼曾经借走了米芾的一件“紫金研”,苏轼嘱托儿子百年之后用它给自己陪葬。但米芾拿回了砚台,不想让此物变成陪葬品。在米芾看来,砚台应该流传后世、造福后人。

  清代的纪晓岚对砚台也是相当痴迷,曾用“九十九砚”作书房斋号,足见其爱砚之深。

  “扬州八怪”中,高凤翰先后刻有一千多方砚台;金农自称“百二砚田富翁”,可见他的砚台收藏颇为丰厚。

  《西清砚谱》记载,乾隆帝收有三方红丝石御砚,即鹦鹉砚、“风”字砚、四直砚,并附有题诗。其中,红丝鹦鹉砚最为精彩,题诗云:“鸿渐不羡用为仪,石亦能演制亦奇。疑是祢衡成赋后,镂肝吐出⼀丝丝。”

  徐世章在《藏砚手记》中说:“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

  文人对砚台之喜爱,从对其别称中也能看出来。除了砚田,它又被叫做“即墨侯”“石虚中”“墨海”。

  可能有人觉得砚台是滑润如玉的。事实上,砚台又滑又涩。如苏轼所说:“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砚台必须要涩,才有黏着力,才能磨墨;必须要滑,才能利于笔,不伤笔。

  苏轼这八个字是用砚行家的话,也是我们检验砚台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滑涩兼具,两者缺一不可。

  又滑又涩,集两种相反的品质于一身却毫不违和,这算得上是砚台的另一品格吧。

  赏砚,大致可归纳为观、赏、敲、洗四法。

  所谓“观”,即看其形制纹样等,看玉石金木的天然特性与匠人巧思的结合;

  “赏”,则是视觉与触觉的结合,观其质地,触其手感;

  “敲”,以手托之轻轻叩弹,聆听不同材质工法带来的不同声音;

  “洗”,清洗墨迹使铭文、饰纹样完全显露,并观察其是否存在旧伤或修补的痕迹。

  观、赏、敲、洗,如赏人悦世,轻叩内心,轻拂烟尘,滴清水于砚池内,便可知,一池墨水看似无物,但万物又藏其中。

  陆游从砚中看到“瘴雨蛮烟,紫云摩天,金声玉质”的气韵;文天祥看到“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的品格;高凤翰因红丝砚涌出“美不美,乡中水”的思乡之情,同时又发出“何必乎,歙之黟,端之紫”的不屑。

  韩偓看到砚中有“丹青笔,锦绣诗”;徐铉看到“自得山川秀,能分日月精”的神气;李贺称端砚为“踏天磨刀割紫云”;欧阳修独喜歙砚,赞其“润无声,鬼神惊”;皮日休更是联想丰富,说“石墨一研为凤尾,寒泉半勺是龙睛”;更夸张的是郑獬,他要把砚“磨出海鲸血,凿成天马蹄”……

  我们通常用“方”来“丈量”砚台,一下子就有了“器”的边界,似乎其境界就在“方寸”之间。而事实上,在不同人的心里,砚台有不同的想象、无限的可能。

  墨入墨海,万物荡漾。文人墨客们正是从这一波一波的荡漾中,照见了自己,书写了历史。


来源:“山东宣传”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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