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石雕：一部传统雕刻的历史

08-30

曲阳石雕：一部传统雕刻的历史

一、汉白玉

是指颜色洁白的细颗粒的大理石，洁白脂润，坚硬细腻，是上等的建筑和雕刻材料。主要成分为碳酸钙。传说从汉代就开始应用于雕刻和建筑，所以叫汉白玉。其实还有一种通俗的说法，汉白玉三个字说出了它的特征：“汉” 应为“汗”，是说汉白玉并不是洁白无瑕的，而是隐含着浅浅的纹路，好像人出汗的印记一样，“白”是指它的颜色要白的刺眼，“玉”指它莹润有光泽，微微透光有玉感。

中国汉白玉储量不大，主要分布在北京的房山、四川的宝兴、湖南的莱阳、河北的曲阳。山东莱州和河南的南阳也有出产，北京房山区高庄所出的一级汉白玉称为“中国一号”，曲阳汉白玉早在2000多年前已用于雕刻，较其他地方应是使用历史最长。

二、曲阳石雕产生的条件

《曲阳县志》记载，“黄山自古产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曲阳城南的黄山盛产汉白玉，洁白晶莹，坚韧细腻，极易受刀，是雕刻的上好材料，这特有的资源是曲阳石雕早期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因素。

曲阳人最早用这种石材做成石柱座、石门墩、石臼，甚至锤布石、猪槽子等生活器物，后来做成石碑，用来记事，一直到雕刻佛像等，艺术都是由生活而升华的，绘画、诗歌、戏曲都是这样产生的。

早期的人们对大自然充满敬畏，认为万物有灵，人们雕刻了诸如石虎、石羊、石马等，祈求风调雨顺，平平安安。石俑是用来陪葬的，出现的也较早。

五世纪左右，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佛教自印度经西域传到中原，以定州为中心的地区是重要的佛教发展区，曲阳盛产汉白玉，正是佛教造像所需的上好材料，加上曲阳工匠多年雕刻技艺的积累，曲阳石雕进入了第一个爆发期。这一时期雕刻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1954年，在曲阳修德寺旧址发掘出一大批白石造像，共有2200余件，大部分是这一时期作品，数量大，精品多，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思成先生对这一时期的曲阳石雕极为推崇，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写到：“定县一带产白玉石极佳，色白而润，最足以表现微妙之光影，使其微笑更显神妙矣”。

自此以后，曲阳石雕总是随着本区域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文化信仰的流行而起起落落，时而兴盛，时而衰落，绵延千年而不断，最终成为中国大理石雕刻的代表，北方的雕刻中心，1995年被国务院命名的“雕刻之乡”。

三、曲阳石雕的种类

从雕刻题材上分，有以下几种：

传统雕塑：这里面包含佛教造像、道教造像、神话、动物、民俗风情题材等

现代雕塑：也可叫城市雕塑，可分为纪念性雕塑，如雕刻有影响的人物和历史事件；园林雕塑，分装饰性和主题性雕塑两种

西洋雕塑：应该叫仿西洋雕塑，主要是出口，主要是壁炉、仿西洋名作

仿古雕塑：把传统石雕人为做旧，仿佛出土之文物，为陈设观赏之用，别有一番意趣

四、曲阳石雕的艺术特色

1、以大理石为主

2、有圆雕、浮雕、线雕、透雕等多种形式

3、传统的手工艺技法有开（料）、剥（荒）、串（道）、涮（面）、剔（平）

撕（发）、抓（麻面）等

4、由于是汉白玉雕塑，总的艺术特色是造型饱满圆润、刀工细腻、纹饰流畅。人物衣饰多有“曹衣出水” 之艺术风格，建筑雕塑装饰性强。

5、讲究线要直、面要平、弯要活、根要清

6、文化价值，碑、碣、经幢等可留言记事，传递历史信息；佛教造像，形象直观地向人们宣扬了佛法，推动了本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建筑装饰雕塑是我国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有实用功能，又是可欣赏的艺术品，明清两代的园林、宫殿、陵墓的各种石雕制品无不显示出曲阳艺人的高超的智慧和精湛的技巧。

7、曲阳石雕在不同的朝代，由于文化内涵不同、审美意趣不同、雕刻题材不同而艺术特征也有不同，下来会按朝代一一叙述

五、曲阳历代雕刻风格及作品分析

曲阳石雕在历史上有三个比较兴盛的时期，分别为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这无不和当时曲阳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即受当时政治、经济影响，雕刻的题材和艺术特征和当时的宗教信仰、审美意趣息息相关。

两汉

现在可以确切考证的最早的曲阳石雕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五件大理石俑，属陪葬品。

在中国雕塑史上，汉代可称为享堂碑阙时代，石阙石碑，盛施雕饰，雕工精美，遗品丰富。陵墓雕塑石人、石兽、墓道、石柱树立之风盛行，以霍去病墓石刻为代表，粗狂朴茂，有深沉博大的情感力量。佛教雕塑还处于孕育期，虽有塔庙，然立像之风未行，遗物甚少。

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曲阳石雕也不可能精雕细刻，但也抓住了对象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简要之雕凿，粗狂朴茂，沧桑有韵。

1、代表西汉石虎（现存北岳庙）

2、东汉狗塔（已毁，是否是汉阙，有待考证）

图例1

图例2

南北朝时期

是曲阳石雕的第一个高峰期。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从印度经西域由西向东传到中原，北魏帝王信奉佛老，在此期间，造像之风甚盛。到后来，北齐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北齐建都邺城，就是现在的邯郸临漳，曲阳正处于佛教中心区域，盛产的汉白玉正适合雕刻佛像，雕刻工匠结合来自异域高僧、画师的佛像画稿，创造了一大批精美的佛教造像，进一步推动本地佛教文化的兴盛。

以曲阳修德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来看，其简洁的筒状的外轮廓和流畅贴体线条状的衣褶是其主要特征，作品以小件为主，似为各家中供养。自然简净，庄严神秘。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对这一时期的雕塑论述颇多，并对曲阳石造像给以很高的评价：“今河北定县一带，产白玉石极佳”，“石窟而外，北齐造像极多”，“北周遗物，今见于陕西一带着，率多肥壮，不似北齐河北所遗玉石像之精巧·······其精者可为佛教雕刻中之代表物”。

图例1、三尊佛坐像

代表：

图例1、三尊佛坐像北齐，曲阳，现存于台湾中台山博物馆，高145厘米，是中台山博物馆镇馆之宝。

这尊佛坐像，属体型庞大之汉白玉雕刻，极为珍贵。佛相庄严和谐，纹饰流畅细腻，色泽温润洁净，其披金带彩，色彩华贵绚丽。背屏双树交织，枝叶为六层镂空透雕，形成树形背光；图像繁复，雕凿精美，莲池景象相映成趣，座为须弥形式，缠枝莲纹刻画精美；树屏下一佛二菩萨，佛衣软博贴体，有曹衣出水之感，双龙矫健，回首顾盼，口吐莲花，二胁侍菩萨立于莲台之上。这种双树背屏，披金带彩的形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雕工精美细致，似是曲阳一带独有的雕刻形式，极具地方特色，这些佛造像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图例2

图例2、梁思成《中国雕塑史》94页。身体渐圆，外体自然简静，衣裳极紧贴，衣纹为浅雕线刻，极有韵律。头大，肩宽胸阔，身体上下直锤为筒状。

图例3

北魏石狮身体狭瘦有精神，风格古朴有韵味

图例4

背光千佛像此像头部虽残缺，然身体扁平，脖颈瘦长，衣褶反复稠叠，典型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有一种病态的美，典型的魏晋风格，或不是北魏之作。

隋朝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然隋文、炀二帝都信奉佛教，使佛教成为国教，杨隋一代，全国共修寺塔5000多座，塑造佛像数十万尊。其时皇帝倡导，思想自由，技艺完善，多方面促进了佛教造像的空前繁荣，实为我国宗教造像的黄金时代。其风格延续了周齐时代的特征，也有变化，头开始变大，身体由筒状转为椭圆，外轮廓由上下直垂变为束腰，衣褶也变化，看起来更加生动自然，少了些呆板。

文、炀二帝称帝前都在定州生活过好长时间，至今还有传说，杨坚用曲阳的石西瓜砸开定州西城门的故事，隋开皇六年，因曲阳盛产大理石，又多雕刻，曾改曲阳为石邑。这时的曲阳石雕技巧更加纯熟，风格趋于统一，尤其是佛教造像更是代表了北方雕塑的最高水平。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说“按其风格隋代雕刻实为周齐雕刻之嫡裔。其大部分仍可称为“过渡式”，然其中亦有少数精品，可以列于我国之最发达之宗教雕刻矣”。“然隋像之最精美、最足为时代标准代表作品者，莫如河北境内遗物”。

图例1佛陀三尊立像

代表：

图例1佛陀三尊立像隋开皇五年，曲阳修德寺出土，藏故宫博物院。弥陀像立于莲台之上，身姿平直，头略大，腹微隆，两眼下视，神情肃穆。衣褶自由婉转，流畅贴体，刀法洗练。两旁弟子双手合十拱于胸前。整体和北齐风格相似。

图例2佛坐像修德寺出土中国博物馆藏这是一件隋代佛像精品。像虽然失去头部，但身躯看起来仍是那么完美，艺术手法简洁洗练。一方面身体比例匀称合度，动态和谐舒展。二是衣饰采用了剔地浅刻手法，衣纹看起来极为软薄，极舒服的贴附在圆润肌肤之上，并随着躯体的动作姿态而转折，形成优美的臂褶。再者对于手脚的刻画也相当成功，其曼妙的仪态和肌肤的质感表现的十分出色，虽是残像，仍能看出作者艺术造诣的高超。比起西方的维纳斯来，有别一样的美感。

图例3

隋开皇石佛龛凿山而成，方形，四面刻佛经、佛像，集造像、碑刻、浮雕、经文于一体，是十分珍贵的隋代文化遗存。

唐代

唐朝，儒家思想得到推崇，道教也因为李耳和皇家攀上了亲而受到尊崇，佛教也因大唐的开明政策而得以继续发展，胸怀博大、欣欣向荣的社会风尚影响了审美情趣，即对丰满的、具有膨胀感的曲线的喜好，绘画如此，雕塑亦如此，有唐一代，武则天尊崇佛教，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尤为发达，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是唐代宗教造像中最伟大最优秀者。但雕塑的实质也进一步世俗化、政治化。

雕像风格一改魏晋的秀骨清像转而追求饱满厚实，动态更加生动自然，菩萨像出现了“三道弯”，也就是“S”躯体，甚至连勇武的天王也扭起了腰肢。衣褶出入深浅，流利自然。但同时也少了魏晋庄严和谐之风，俗话说，唐朝菩萨似宫娃，就是世俗化表现。

中晚唐后，人物造像就显得过于肥硕，以至于臃肿，自此，佛教造像开始走向衰落。

由于各地大兴土木，兴寺建庙之风不减，曲阳雕刻也得以长足发展，渐成行业，雕刻流行圆刀法，人物、佛像造型丰满，神态端庄、结构合度，纹饰流畅。不但数量大，也不乏宏伟巨制，一改魏晋以来以小件作品为主的状况。当时，河北石雕艺人员明、程进善雕石像，与杨惠之、张彦远齐名，是否曲阳人，待考证。

作品分析

图例1 唐大佛北岳庙汉白玉佛高510cm 开元八年宏伟巨制。像立于莲座之上，形体丰满，面圆颐丰，弯眉曲目，微微下视，神态慈祥温和，衣饰自然下垂，有曹衣出水之感。整尊雕塑权衡合度，神态安详自然，雕刻精湛，体制宏大，堪称神品。

图例2 唐朝武士像北岳庙他双眉紧锁，二目圆睁，似有委屈不满之神情。武士也扭起了腰肢，更显生动，有典型的唐造像三道弯的特征。

图例3

阿难迦叶像 身体自然扭转，典型的唐三道弯形式，衣饰转折反复，自然下垂，质感很好。

图例4释迦坐像汉白玉五台山佛光寺天宝十一年

像为结跏趺坐，下设束腰须弥座，座上刻莲瓣和宝珠。佛像体形敦厚，上胸袒露，身披袈裟，下裾垂覆莲台。面相端庄，凝神闭目，表现了坦荡的胸怀和超脱的内在精神。

图例5 王处直墓雕塑唐末五代

武士像两尊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似为门神秦琼和尉迟恭。武士身材魁伟，膀大腰粗，身体滚圆。戴头盔，着铠甲，胸前护心镜，双手持宝剑，剑锋朝下，插在一朵莲花之上。其一肩膀上卧一条龙，龙含宝珠，武士脚踩梅花鹿。其一肩卧彩凤，嘴含宝珠，脚蹬神牛，神牛栩栩如生。整个雕像铠甲精雕细刻，披金带彩，十分华丽，但整体装饰风味渐浓浓，而威严之气稍逊。浮雕两块，一为彩绘散乐浮雕一为彩绘奉侍浮雕

有典型“浓丽丰肥”的唐风，丰腴的躯体，流畅的衣饰。但整个浮雕透露出一股奢靡没落之气，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宋朝

汉代雕塑是有活力和动感的，唐代作品是有膨胀感和扩张感的，这些是活力和生命力的体现，是雕塑发展的青年期和壮年期。宋代作品则像中年期，充满着思考与体悟，有理性意识和文人气。宗教和神学已经淡漠，石窟造像走向低谷，更加世俗化和面向人间，写实水平有了一定高度。审美趣味是格物致知

佛教造像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观音变为女性形象，更加漂亮，二是自在观音形式的出现。风格上没有明显的特征。

就材料而言，多用木雕和泥塑，出现了铁雕塑，普通石像较隋唐大为减少。

宋时曲阳处于宋与辽金的边境之地，战事不断，人们无法安居乐业，曲阳石雕陷入衰落，再无重大影响之作问世，只有一些小型民间石雕，无论做工还是神韵迨不及隋唐了。

图例1

宋太上老君像。衣饰直硬呆板，表情憔悴，也透露出一种穷究思考之状。

元朝

元朝中国又实现了大一统，然就雕塑而言已进入老年期，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宋的格物精神也消失殆尽，作品充满了阴柔和不振的气息。由于蒙古族对于墓葬实行不树不封，陵墓雕塑绝迹，佛教造像极为衰微，及无新做出现，道教造像开始兴起，但另一方面，工艺性、实用性、技巧性的雕刻开始繁荣，并广泛用于建筑。

在这种趣味影响下，曲阳雕刻的佛教造像也不复昔日之辉煌，转而建筑雕刻开始兴起，并广泛用于宫苑、庙宇等建筑中。

史载，元代曲阳雕刻艺人杨琼技艺高超，为忽必烈所赏识，任命他为石局总管，统领燕南各路石工，参加元大都建设，专门负责石作工程，后又为崇天门设计了周桥，就是现在故宫金水桥的原型，其实用性、观赏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据《故宫遗录》记载，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净如玉。周桥下有四白龙，擎载水中，甚壮”。因为营建大都有功，死后被追赠为弘农伯，由元代历史学家姚燧和大书法家赵孟頫为其书碑立传，成为曲阳古代雕刻史上最有名气的人，其碑藏于曲阳北岳庙中。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历代都有修缮，其主要建筑德宁之殿为元代建筑，其上所用玉石栏杆、抱鼓、柱础、螭首均为元代雕刻，工艺性强，尤其汉白玉栏杆望柱上的狮子，共九十九只，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生动传神，充分反映了曲阳艺人高超的雕刻技艺和雕刻的时代特征。

明清

永乐乾隆是明清两代对艺术最有功劳的帝王，黄河以北的寺庙，大部分建于隋唐，重修于永乐，再修于乾隆，但是在雕刻方面，仿古而不得其道，写实也不了解自然，四百年间，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书写一番的。

玩具化的明代雕塑。明代在文艺上有浓厚的复古气息，使得文艺作品没有个性和创造性，精神萎靡不振。陵墓雕塑已失去了那种饱满和微露的张力，周边向内伸缩，呈萎缩感，精神气质也唯唯诺诺，石马、石像等四肢短小无力，人物造像四肢短粗，神情呆板，面无生气。像玩偶一样。

寺庙造像稍好，但衣饰过于光滑流畅，流入阴柔，使彩过于艳丽，近于轻佻，佛教造像之深沉和崇高尽失。

清代雕塑延续了明代的风格，看起来更像一个个放大的玩具，只是更加专注装饰化，对衣饰的刻画，反复雕镂，不厌其烦，对于雕塑的内在精神则不用心。

细致精微，纤巧无力是寺庙雕塑的特征。

小型的玩赏性雕塑繁荣，如东阳木雕、天津泥人张、江浙的玉雕等。

虽造像衰微，然建筑雕塑却迅猛发展，尤其清代，建筑雕塑广泛用于陵墓、宫殿、寺庙、园林的建设。其中石牌坊是中国特有的、完全独立的一个纯粹的石雕作品。它采用木质建筑的结构，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等各种雕刻形式，内容有花草龙凤、神佛故事、儒家经典等，石牌坊本身就是一件集功能性装饰性于一体艺术品，是中国特有的石雕形式。

曲阳石雕发展至此，紧紧应和时代的需求，与建筑相结合，拓宽了雕刻艺术表现领域，走出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从此曲阳石雕走出了神佛之道的束缚，向实用性、工艺性迈进。

清末，曲阳艺人雕刻的工艺品“仙鹤”“干枝梅”，代表中国参加了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荣获奖牌，始有“天下咸称曲阳石雕”之说。

解放后，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刻皆主要由曲阳石雕艺人完成，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由这些艺人组建的北京雕刻厂，和美院相结合，完成了许多新中国建设的纪念性雕塑工程，在中国雕塑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起了引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