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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红茶在民国时期的自我救赎与改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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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红茶在民国时期的自我救赎与改良历程

祁门红茶创制于1875年前后,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茶叶出口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出口量可以达到200万吨以上,其中红茶的出口量占到了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80%~90%。祁门红茶作为当时我国红茶的代表作,深受欧美上流社会的喜爱,成为贵族之间相互馈赠的奢侈品。小仲马曾在自己的作品《茶花女》中,生动细腻的描写了一位欧洲上流贵族没落的境况:“你穷的连祁门红茶也拿不出来了。”由此可见,祁红不仅仅是欧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更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915年,祁门红茶的声名自创制以来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香飘五洲。但巅峰之后就是漫长的下坡,从20世纪初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祁门红茶出现了严重的衰败现象,其产量从1887年最高的160万担,下降到1920年最低的12万担,后来虽然有所恢复,但基本上都维持在20万担左右,再也无法恢复到刚刚创制时的盛况。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近代祁门红茶衰落的原因。主要来说,是由于祁门红茶海外出口销量大跌,价格持续走低,影响了茶农和茶商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民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老百姓居无定所根本无心植茶。而且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化,没有经济自主权,很难保护茶农和茶商的经济利益。另外,为了中国茶叶竞争,欧美列强在他们的殖民地中大肆种植茶树,比如说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茶叶。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祁门红茶,出现了很长时间的低谷。

但是哪怕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国人也没有放弃努力,在抛头颅洒热血抵抗侵略的同时,许多茶人和有识之士也在自发努力尝试,试图挽救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祁红命运。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近代已经掉落低谷的祁红,是如何进行自救的。当时的民国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祁门红茶的改良


一、社会各界茶人为祁红发展建言献策

这里的茶人,指的是不单单指自然人,也指由自然人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商会和从事进出口贸易公司商行。祁门红茶产业振兴,舆论先行。当时最有效的舆论阵地就是报刊。所以,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为振兴祁红建言献策。1930年《安徽建设》上就刊发了《中国茶叶之概况及改进之方法》,提出中国茶叶改良治标治本两套方案。治标的方法是加强宣传,拓展销路,加强合作经营。而治本的方案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提高采摘和加工工艺水平,利用金融手段,实施茶叶检验制度,提高品质,增强竞争力。

民国时期著名茶人吴觉农先生就在上海首创了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并且,在1934年至1935年间,吴觉农去往当时的茶叶出口大国日本、印度和斯里兰卡实地考察茶叶制作和销售的情况,回国后撰写了《华茶对外贸易之展望》、《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非常有针对性的建议。


1930年,由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发的《国际贸易导报》上,发表了关于《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建议成立祁门茶叶运销合作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祁红产销状况。运销合作社可以实现祁红上下游的一体化协助,从生产到运输和销售,都可以掌握在合作社的内部,从而降低成本,避免中间环节盘剥,集中精力从事茶叶种植,不断改善制茶工艺,提高祁红的品质,让茶农和茶商获得经济收益,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发展的结果。

另外,不少茶商团体向政府提出建言,希望降低茶叶税赋。在1927年~1937年这十年间,曾被誉为民国经济黄金十年,当时商人团体的建议,政府也多有考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减免税赋的措施。1933年9月30日,《申报》刊载《皖财厅停征毛茶税》的新闻,“华茶对外贸易,近年一再遭受搜折,茶商亏累巨,几至莫可支持,兼之日印锡等国,占我销场,政府为体恤商艰起见,乃对洋庄出口箱茶应征之海关正税,一律豁免。”

除了国内税赋以外,茶商团体还曾向外交部建言,请求外交部照会其他国家降低茶叶进口关税。比如《申报》在1935年1月21日刊载《法属将增税》的消息,引起国内茶商的震动。在巨大出口压力下,不少茶商请求外交部,“华茶运法将告停顿,茶商呈请政府交涉。因法现拟自本年一月起,加一倍征税,因此茶商大起恐慌,前曾电呈实外两部,请转令驻法公使,就近与法当局交涉,请免加重税。”


二、民国政府为祁红复兴做出的努力

1.祁门茶叶改良场的创新和发展

1915年,祁门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民国政府为了鼓励和发展祁门红茶,于1915年4月,在安徽省祁门县平里村设立茶叶试验场,历经半年,“农商部安徽模范茶场”建成,并且下设历口、秋浦、修水和浮梁四个分区。1917年,茶场更名为“农商部茶业试验场”,开展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茶叶品种改良、机器设备更新、制茶工艺改进、茶叶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学种茶等等。但是1921年后,由于社会动荡,祁红茶叶试验场停办。

1927年7月,国内局势区域稳定,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祁门茶场也正式恢复,并改名为“安徽省立第二茶业试验场”,一年后,由安徽省建设厅主导,将祁门茶场与秋浦茶场合并,成立“安徽省立第一模范茶场”。1932年7月,著名茶人吴觉农先生出任场长,祁门茶场名称也变更为“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此时,祁门茶业改良场是由安徽省建设厅主办,随着民国政府对茶业经济的重视,茶场规格再次提高,改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并且正式改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当时茶场的开办费是64000元,由经济委员会拨付,而日常开销则有实业部和安徽省出资,其中实业部每年计划出资12000元,安徽省政府出资8000元。


从历史资料来看,政府在复兴祁门红茶产业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建设祁门茶业改良场的方式,培养新型科学植茶管理人员,并且深入茶叶种植一线,指导和帮助茶农改良品种,科学种植,提高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技艺。同时,成立祁门红茶产销合作社,帮助茶商抱团取暖,共同对抗时艰。拓展国内红茶消费市场,扩大产销渠道,打通和保障祁红外运线路。

另外,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免茶商和茶农税赋,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可以安心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当然,政府设置祁门茶叶改良场,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推动和建立祁红分级检验制度,确保红茶的质量,防止低劣茶叶流通市场,造成负面影响。民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祁红的恢复和发展,使得20世纪30~40年代,祁红产量逐渐恢复到20万担以上。


2.皖赣红茶运销统制对祁红的促进作用

民国政府在设置祁门茶业改良场以后,于1936年4月日设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办公地点设置在交通更为方便的安庆,实行安徽和江西两省茶叶统制统销。一年后,实业部进一步扩大了统制运销的省份范围,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和浙江这6个重要产茶省的茶叶生产和销售连接起来,专门设立中国茶业公司,实行统一管理。

皖赣红茶运销统制,主要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的流通,避免茶农和茶商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利润盘剥,以此来提供茶农的收益和生产积极性,恢复祁门红茶的产量。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是以政府信用为茶号背书,让其摆脱茶栈和洋行的束缚,直接向银行贷款,获得资金支持,贷款的利率也从原先的一分五厘变成了八厘,减轻茶号成本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红茶的销路,刺激了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采用统制运销模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避免受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保护了茶农的收益。另外,统制运销提高了祁门红茶的销售价格,降低了茶栈交易的手续费,从之前的百分之十五降低到百分之二。这进一步减少了成本开支,扩大了茶叶合作社、茶农和茶商的利润


三、茶叶生产合作社帮助茶农抵抗风险

合作社模式其实自古有之,最朴素的合作社就是农民共享生产资料、共同抵御风险的一种模式。在民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导致民不聊生,很多农业参与者濒临破产,因此亟需共享生产资料、共同抵御风险,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1931年,民国政府曾拟定农村合作社规程草案,共计10章81条,详细规定了农村合作社的模式和管理方式。根据数据统计,1932年至1933年,是农村合作社大发展的一年,仅以安徽省为例,这一年就农村合作社就从12个增加到1742个。

祁门红茶生产合作社最早可以追到1933年,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农村合作社大发展的一年。当时正在祁门兴办茶业改良场的工作人员,在看到茶农种植茶叶,要遭受层层盘剥,辛苦一年压根挣不到钱的情况以后,开始以祁门平里村的名义,组建了祁门县第一个茶业合作社。合作社由祁门茶业改良场负责筹措资金和管理,根据茶号模式继续收购茶农原料进行加工制作。不过,在收购茶农鲜叶时,合作社既不克扣茶农的价钱,也不会收取其它杂费。茶叶制成后运往上海销售,结果成为当地唯一盈利的茶号。


正是这种示范和带动作用,使得祁门当地的农村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根据《申报》1933年5月22日的新闻《祁门茶开始组织运销合作社》报道,“安徽政府建设厅……创办了一个省立的茶叶改良场。……一面又替农民自制了个运销合作社……这不但开了茶叶合作社的先声,将来能发扬光大。”随后,在祁门地区一共成立了四个茶叶运销合作社,分别是平里合作社、坳里合作社、龙潭合作社和小魁源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茶农人数分别达到33、30、24和20人。

1935年底,祁门当地的茶叶运销合作社已经达到18家,社员619人。而根据《合作行政》杂志记载,1936年祁门茶叶运销合作社增加到37家,共计7000余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共计产茶8000余箱,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总体而言,茶农设立茶叶运销合作社,可以保护茶农的利益,提高祁门红茶知名度、提高销售价格。同时,还可以减少中间商的层层盘剥,节省和降低成本,增加茶农的收益。不过,这种茶农自发组织的合作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祁门红茶衰落的困境,茶农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祁门红茶复兴的道路慢且长,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渐好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祁门红茶发展才最终迎来振兴的希望和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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